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红军转战西南川滇黔三省的时间最长、面临的民族问题最复杂、积累的民族工作经验也最为丰富。彼时，西南地区世居少数民族多、民族成分复杂、社会形态多样。正是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探索。当前，学界对长征时期党在西南地区的民族工作已有相当数量的成果积累，但多以聚焦某一省份或某一民族的碎片化研究为主，彼此之间缺乏有效的理论整合，从区域整体性视角审视西南地区民族工作的论述尤为少见，亟须加强系统性研究。

　　回应长征时期党在西南民族工作整体性的客观要求。西南川滇黔地区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长期、广泛、深入地与少数民族接触的区域，由此成为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最早的“试验场”。红军长征转战西南的过程中，建立了不少以“川滇黔”命名的地方组织。红军的民族工作是在跨越省界的大范围空间上展开的，如果将研究限定在某一省域内，则革命根据地的扩展与收缩、民族政策的制定与调整，都无法得到完整解释。长征中，党在川滇黔藏族聚居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在川滇回族地区建立了回民自治政权，在彝族地区建立了冕宁县苏维埃人民委员会。这些跨越三省区的基层治理实践，为党后来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最早的一批经验样本。

　　提升党在西南地区民族工作整体理论高度的重要途径。长征时期是党首次大规模、大范围与西南地区各民族直接接触的历史阶段，碎片化的研究难以凸显西南这一区域整体在长征史、党史、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采用区域整体的研究视角，将川滇黔三省区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区域来考察，是提升整体理论高度的重要途径。长征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关键节点。正是长征的实践，使党从理论上弄清了多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关系，为后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提出奠定了历史基础。

　　以区域视角推动党在西南地区民族工作的系统化研究。首先，应设立以“长征时期西南民族工作”为主题的整体性研究选题，以红军在川滇黔的实际行军路线和民族工作区域为基本分析单元，建立跨区域的比较研究框架。其次，应注重党在川滇黔三省区实施的民族政策之间的联动关系和比较分析，聚焦不同民族地区的政策差异与相互影响，集中探讨对民族问题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化、民族政策的前后变迁和联动等核心议题。同时组织跨学科协作，将民族学、社会史与党史研究的方法结合起来，强化对普通少数民族群众如何理解、回应红军宣传的过程研究。最后，应重视新史料的发掘与田野调查，进行跨省协作的史料整理与数字化共享，尤其要重视地方档案、民间文献和口述史料等新史料的发掘，开展红色文化专题调研，搜集整理红军与沿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料，作为官方档案的重要补充。

　　长征时期党在西南川滇黔地区的民族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如此广泛地接触少数民族，第一次如此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多民族国情的复杂性，第一次如此成功地运用民族政策赢得少数民族的支持，奠定了开创、制定和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坚实基础。

　　［曹津永 丁存金 作者分别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博士后、云南师范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