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总结：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在云南转战达四个月之久，歼灭敌军五个师，补充兵员约二万人，广泛召开群众大会，在青年中培养共产党干部。这些成果的取得，与红军的宣传工作密不可分。

　　以实际行动消解舆论抹黑与虚假宣传。民国时期，国民党当局将“红军”与一些负面标签捆绑，使大量群众对红军心存误解。行动先于文本宣传，行动产生传播效果。红军长征过云南期间，每到一地，纪律严明、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红军战士主动帮助群众挑水、扫地、劈柴，不扰民、不占房，露宿街头巷尾。红军积极打击土豪劣绅，将没收的财物分给贫苦百姓，曾将缴获的成千只火腿和成吨食盐分发给群众。红军以实际行动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谣言，赢得了各族群众的信任，为宣传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言行一致是宣传工作的生命线。宣传工作管不管用，关键就看说的和做的是不是一回事。红军标语明确界定红军为“扶助”少数民族解放的革命武装，提出只有保障少数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在共产党与苏维埃领导下开展土地革命，才能实现少数民族的彻底解放。但红军在云南开展的宣传工作，并非单纯依托标语口号，而是凭借严明的革命纪律与真诚的实际行动赢得信任。在途经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时，红军严格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始终坚持不扰民、不侵害群众利益。红军战士宁可露宿野外，也不闯入民宅；宁可采食野菜充饥，也不私自取用群众一粒粮食。这种严以律己的革命作风，实现了宣传内容与实际行动的高度统一。红军通过打土豪、分浮财，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让各族群众直观感知到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红军转移离开云南时，大量群众依依不舍，不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带路、运送粮秣、掩护伤病员。

　　多种方式结合讲解革命真理。红军擅长用简单的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农民理解红军的主张和路线方针政策。红军总政治部曾于1935年2月27日传达命令：“各部队应立即动员自己整个部队中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写，在门板上写……”红军深刻认识到，宣传不能照搬书本，必须“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用群众熟悉的语言讲革命的道理。1935年至1936年间，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三十余县，留下了大量标语、歌谣、布告和群众大会的记载。针对不同民族的接受习惯，红军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在彝族聚居区，将革命道理编成山歌小调，用彝语传唱；在白族地区，采用白族调、大本曲等民间艺术形式，每逢街期、庙会便搭台演唱……通俗易懂、深入人心的口号标语，精准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没有稳定通信条件的队伍，为何能在云南这片民族众多、语言各异的土地上，让革命主张走进千村万户？其传播的成功密码，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把话说到心坎上，把事做到需要处。

　　［曾黎梅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