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沧地处祖国西南，作为连接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门户大通道，百年间一直是反抗外敌侵略、捍卫领土完整的最前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百年间，临沧各族群众团结一心，从抗敌御辱戍边守土到各族群众脱贫奔小康过上幸福新生活，书写了一曲“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辉煌篇章。

　　双江 打响辖区革命武装斗争“第一枪”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因澜沧江和小黑江流经而得名，奔流的两江在大文乡脚下相遇，滋润出一片沃土，也孕育出临沧地区第一支人民武装队伍。

　　1948年9月，为配合全国解放斗争，中共云南省工委派出地下党员李培伦、“民青”成员魏文才、“新联”盟员王维人来到双江、沧源一带开展革命工作。经3人调查研究，认为双江圈控（今大文乡）南临是建立游击武装的理想据点。李培伦等人与圈控著名爱国人士浦世民接触后，双方决定发动武装起义。1949年2月中旬，李培伦与浦世民和刀三等人共同建立了由汉族、傣族、拉祜族、布朗族等150多人组成的临沧地区第一支革命武装——双江圈控人民游击武装。2月27日，圈控人民游击武装和景谷方面派来的50多人，正式集合在圈控营盘村的一棵大榕树下，召开了1000多人参加的庆祝成立和起义宣誓大会。

　　在进行完“要英勇杀敌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宣誓后，起义军首攻德胜乡公所(大文乡)取得了胜利，缴获一挺机枪及10多支步枪。2月28日，起义队伍兵分两路进攻南协弄乡公所，由于敌方早有防备未克，部队撤回圈控整编，当地群众纷纷报名参军，短时间内部队迅速发展到了300余人，编为三个中队。

　　起义部队被编入中共“回国党组”领导的“迤南边区人民自卫军”第一支队第八大队。同年5月，第八大队在临沧被改编为“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第二纵队十一支队第八大队。队伍先后参加了追歼澜沧反动逃匪、进军耿马、缅宁保卫战、马台阻击战、三棵桩阻击战等战斗，战功卓著。

　　圈控武装起义是临沧地区打响的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圈控起义的第一声枪声，在临沧树起了武装革命的红旗，点燃了武装革命之火，壮大了滇西南革命武装力量。1999年8月圈控起义发生地双江县大文乡，被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认定为革命老区乡。

　　临翔 打造绽放新时代光彩“会客厅”

　　夏日的临翔区博尚镇，花海景区各色鲜花纵情开放，到处是游人的欢声笑语。乘上乡村振兴快车，博尚在发展乡村旅游上走在前列，已然成为“临沧的会客厅”。

　　而70年前这里曾发生过两场举足轻重的革命战斗。第一次博尚战斗使得缅宁革命政权得以开辟，而第二次博尚战斗则成功保卫了新生的缅宁人民政府。

　　1950年9月，第一次博尚战斗胜利，缅宁城（即临沧城）刚解放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及各种反动势力不甘心失败，妄想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当时已溃败到境外的原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联合耿马反动土司罕裕卿、原国民党政府缅宁专员彭肇模、云县悍匪张国柱，纠集了土匪武装千余人，成立了“滇西联合军政委员会右翼指挥部”，分左、右两路向勐永、博尚进犯，伺机进攻临沧城。

　　9月27日，左路由张国柱带领从勐永进攻缅宁城。张国柱自知不是解放军的对手，为保存实力龟缩耿马，解放军兵分两路合击张国柱部队。而此时，杨成之带领的右路匪军乘虚而入，从双江方向出发奔赴缅宁，攻占了博尚镇。

　　敌众我寡,情况异常紧急。时任县委书记张树栋派人火速将消息报告人民解放军第十四军四十师一二〇团副政委赵世英。10月1日，赵世英集结兵力对盘踞在博尚镇的土匪发起总攻，攻下了勐准大玉地后，土匪节节败退，向观音寺逃窜，解放军乘胜追击，包围并占领了观音寺。接连失利的敌人吓得向博尚河底逃窜（今博尚水库位置），最终经过垄岗山（今永泉位置）发生激烈战斗，被埋伏在那里的解放军击溃，匪首杨成之负伤而逃。

　　第二次博尚战斗，以解放军一二〇团大获全胜、蒋残匪彻底的失败而告终。战斗中击毙杨成之部下二大队队长刘继元、三大队队长刘继唐及部属250余人，俘虏匪首王道先、马玉堂、李兰平及余下150余人。

　　第二次博尚战斗保卫了新生的缅宁县人民政权，消灭了右路之敌杨成之部，给耿马、双江一带的土匪以沉重的打击，为缅宁县征粮建政、清匪反霸等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解放双江、耿马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博尚战斗中，15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二〇团解放军战士在战斗中牺牲，他们中有7位是党员，平均年龄24岁，年龄最小的仅有19岁。

　　1951年，为缅怀牺牲烈士，建立了博尚烈士陵园。近年来，博尚依托红色资源，通过建设博尚战斗纪念馆、红色镇史馆与规划馆、全市第一所乡镇一级党委党校；打造由机关退役士兵制作红米饭、南瓜汤等“红色菜肴”；培养一支以机关年轻党团员和退役士兵为主的解说以及后勤保障服务保障队伍，精耕出一套乡村红色旅游模式。自2018年以来，先后为近800多家各级驻临单位、企事业团体，2.5万人红色套餐服务保障提供红色旅游服务。

班洪抗英纪念馆的雕塑

　　沧源 打牢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基石”

　　1894年英国殖民者强迫清朝廷签订不平等的《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妄图从滇缅边界入侵中国，而后利用外交手段，以勘察中缅边界南段未定界为由，派遣司格德率领400余人探险队，企图借道班洪进驻勐角董一带，遭到了佤族人民的坚决反对。

　　1900年，英军3人骑马在勐董赶集，打死卖黄果的佤民，此事激起了赶集的佤族、傣族等各族边民的愤怒，有两个英兵被群众砍死。英国侵略者不甘心放弃对这块盛产银矿的宝地，于1934年再次侵占班洪、班佬等部落。佤族人民拿起长矛、弓弩英勇反抗入侵，战斗持续了4个多月，44位佤族英雄儿女献出了富贵的生命。

　　“班洪事件”后，中英再次会勘中缅南段未定界。胡玉堂参加了中英边界会勘会议，他慷慨陈词，列举大量历史事实，展现历史古印、朝服及祖先盟约信物，证明滚弄江以北属中国领土。1936年，胡玉堂又率领班老部落头人参加17部落头目剽牛盟誓，发布了气壮山河的《佧佤十七王敬告全国同胞书》，再次陈述了阿佤山历属中国领土，表达拳拳爱国之心。

　　1941年，英国趁当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面临的危急，以关闭滇缅公路为胁迫，胁迫国民政府划定“1941年线”，把班老等地划归缅甸，遭到保卫国、胡玉堂等佤族头人坚决反对。1944年，缅甸官员带着6名随从到班老登记户口，准备收受“门户钱”，保卫国、保卫厂等佤族头人坚决拒绝，并把缅官赶出了班老。其后，缅政府多次邀请保卫国、胡玉堂等人到腊戍开会，准备给他们封官划地，均被断然拒绝。

　　新中国成立后，与缅甸政府进行了长达6年的边界谈判，党中央高度重视边疆人民强烈的回归决心，在中缅友好谈判中尽最大努力争取协商。最终，双方达成关于边境问题的平等友好协议，历时66年多的中、缅边界问题得以彻底解决，班老、班洪等地顺利回归中国。

　　时光变迁，今天的边疆人民依然忘不了当年的故事，胡玉堂后人胡志辉向我们讲述：“我们一直坚守着‘佤族汉族是一家、九老九代不丢伴’的族训，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感谢共产党带领我们从贫穷走到了富裕，我们不会忘记共产党的恩泽。”

　　在边境线上，戍边守土的历史责任也从未停止。肖中华是班老乡一名外事界务员，担任职务25年来，他每天要负责巡逻15.8公里的国境线。“以前山路不好走，尤其到了雨季，山高坡陡，更加危险，但是为了边界的安全稳定，再困难我们也会坚持。”

　　在临沧各地，各族群众正在党的光辉下，手拉手心连心投身家乡建设，参与并见证着边疆安宁、祖国繁盛的时代巨变。

　　云南网记者 李春林 吴沛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