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杨善洲，你的脑海中定会浮现出这样的形象：头戴竹叶帽，身穿中山装，裤脚挽得很高，脚踩一双沾满泥土的的草鞋……正是他这样为官清廉，生活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鼓舞着保山一代代领导干部。
“严以律己”与“宽以待人”
如果你曾到过保山，你一定会对“农转非”和“办公事才能坐公车”这两个故事不陌生。也正是这两个故事，让老书记公而忘私、廉洁奉公的形象深入人心。
杨善洲任地委书记期间，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还是农业户口。为了帮助杨善洲解决好家庭的后顾之忧，地委办的同志主动为杨善洲的妻女办了农转非，并将办理申请表放在他的办公桌上，等着他回家签字。杨善洲下乡回到办公室看到申请表后便批评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有很多同志没有办呢，要先为其他同志解决后顾之忧。”并主动与省人事厅联系，退掉了自家的农转非申请表。直到杨善洲去世妻子和大女儿一家还是农业户口。
共事的同志曾建议他为子女安排工作，老书记却坚定地回绝：“农村人就应该在农村干活，我安排他们工作，如果他们没有真本事会受罪的。”
杨善洲对自己和家人严格要求，始终做到公私分明。父亲秉公办事不会变通的工作原则，曾一度让儿女们不理解。小女儿杨惠琴在回忆父亲时，有一件事依旧记忆犹新。“有一次我从姚关老家回保山读书，父亲不让我搭公家的车，而是给钱让我坐公交车”，杨善洲告诉女儿，“我的车是用来工作的，不是拉家属的”。杨善洲对家人严厉苛刻的教育，在年幼的儿女们看来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但孩子们都清楚，这就是父亲对待个人与工作的原则。
原大亮山林场场长自学洪还记得这样一件往事。1993年，老书记的孙子杨福李（小名兴发）在大亮山打工，因为林场工作艰苦且工价又低就离开大亮山去外地打工。由于他和林场签订了五年的合约，按规定要交违约金。当时林场里许多人找到杨善洲为他孙子求情。杨善洲老书记却说：“皇帝的儿子也不行，违反了合约不处罚，以后还怎么管理？”后来硬是督促着场里罚了杨福李300元的违约金。
“党风正不正，关键在领导。”工作37年，担任县、地区领导24年，杨善洲始终把后门关得紧紧的，从没批过一张违背原则的条子，没打过一个“后门”电话。他不但为自己筑起一道牢固的堤防，还勇于堵塞社会上的洞穴。由于他的带头作用，保山地委领导班子勇于坚持党性，抵制不正之风，保山地区民风也随之发生变化。
但杨善洲的大门还为那些德才兼备、年轻有为的人开着。除了召开地区三干会这类特殊会议必须在保山城内，其余他大部份时间都是在基层发现问题现在召开会议、现场解决，全地区、各县、各乡、各村没有他没有到过的。他下乡只有秘书、驾驶员陪同，走基层也不从不提前通知当地干部，常常是他已经到田地上查看过、访问过了，才到县里、区（乡）里。正是这样积极的深入群众中间，人民群众对干部满意不满意他一清二楚，他提拔任用干部眼光独到，坚决果断，极富远见卓识。在杨善洲任地委书记期间，提拔了一大批的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
“艰苦朴素”与“乐善好施”
“一尘不染、一文不抓”这话用来形容杨善洲在生活和工作上的艰苦朴素一点也不夸张。
在单位他吃的是伙食团，并坚持按规定上缴伙食费。有的干部提出为他“开小灶”，被他一次次的拒绝了。“善洲在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期间，一直在县委机关的食堂吃饭，从来不搞特殊化，并且自己带头上交伙食费，从不拖欠，”杨嘉宾（建县时任施甸县委副书记）回忆说：“有一次老书记下乡回来，工作人员给他多加了一个肉，他就对大伙说，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在这里吃肉能心安理得吗？”善洲书记外出工作，老百姓吃啥他就吃啥。曾与杨善洲搭档的施甸县长杨茂春说：“杨善洲老书记清廉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我们党员干部心灵深处的影响是最大的、深远的。”
60年代，正值“三年自然灾害” 时期，粮食大幅度减产，农村严重缺粮，生产队为了节省粮食，将米饭煮成了稀饭，再煮一锅洋芋、南瓜和野菜给大家吃。一次，时任保山地区副书记的杨善洲走路到摆榔乡间山村查看农业生产情况，戴绍凯（时任姚关区尖山大队支部书记）吩咐食堂给他开小灶，煮了白米饭，还杀了只鸡来招待他。杨善洲赶紧拦了下来，“现在全县老百姓都在憋着一口气战胜困难，你给我搞好吃的，我怎么能咽得下去呢？大家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决不能搞特殊化。”开饭了，他和大家蹲在一起津津有味的吃着洋芋和南瓜，边吃边关切的询问当地群众包谷长势如何，家里还有什么困难。吃完饭，他按规矩将粮票与钱交给大队会计，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我不能搞特殊！”
身为大亮山7.2万亩林场的指挥长，在一般人看来，杨善洲一定是个富得流油的大老板、老财主。原大亮山林场场长自学洪却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杨善洲，“他无论下乡还是出差，都是自己掏腰包，从来不拿林场的半分、五厘，也从来不会占公家的半点便宜。
在林场22年来，杨善洲从没开过一张发票，没报过一张单子，也没有报过一分出差费。林场的工作人员和他一起出差时伙食很简单，基本上就是三菜一汤。吃饭都是大家凑起钱吃，伙食钱平摊。
杨善洲清正廉洁、艰苦朴素的作风就是从这些小事和细节上表现出来的，在他曾坚守22年的大亮山林场宿舍里，摆放着的都是极为简单的用品：一张单人床，床脚下一双解放鞋、一双翻皮鞋、一双拖鞋。一张学生用的书桌、一个火盆，一张自制的办公桌，墙壁上两张用旧的洗脸毛巾……
“当着大官，拿着高工资，自己却什么都没有。”杨善洲家的房子一度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这个保山最大的官，居然没让家里人住上一间像样的房子。1976年施甸地震，北京来的医疗队到杨善洲老书记家，看到他全家人住在简陋的房子里，穿着补丁衣吃着农村粮后，感慨的说：“没听说过还有这样的地委书记，全国都没听说过。”
退休后的杨善洲觉得有些对不住家人，于是他宣布要盖房，二女儿杨会兰夫妇给他凑了2500元做支砌石脚的启动资金。房子盖好了可杨善洲却发现自己早已债台高筑，退休工资根本无法偿还欠款，于是他又把房卖了。当二女儿一家拿到父亲连本带利退还的3千元钱时，感动无奈又哭笑不得。
做了一辈子的官的杨善洲常常连一万块钱也拿不出，但，当哪里困难或是发生灾情需要援助时，却总能看到他伸出援手捐款赈灾。
家里是困难的，而为国家为农民，杨善洲总是毫不吝啬。在施甸基层工作过的乡镇干部都反映说，老书记这个人用钱手很“散”，乐善好施，到了哪个村听说有人生活困难，就安排大队（现在的村委会）干部先拿出他自己的工资去买点粮食或被子，帮助困难户渡过难关；哪个生产队没有买种子的钱，就立即拿出钱叫通讯员去买种子……
每每亮相到他自己家里的困难状况，再看看他这套虽然褪色但是很整洁的蓝布中山装，人们总会感慨“像他这样朴实的地委书记不多了。”
杨江勇（作者系杨善洲三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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