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云崖辉映复兴征程——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

红军长征渡江纪念馆

皎平渡大桥横跨金沙江两岸 记者 黄兴能 摄

　　1935年5月，金沙江皎平渡渡口，碧绿的江水翻卷起白色浪花滔滔东去，奔腾咆哮的金沙江，在这里放慢了脚步，展开它宽阔舒缓的身姿。在沿江两岸凤凰花喷红吐焰的辉映下，一支红色之师在这里奋力抢渡，于千年古渡谱写下传扬千载的英雄史诗。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取胜之道

　　四渡赤水，声东击西。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随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在连续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特别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严重受挫，人数锐减。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红军向何处去？如何快速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如何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5年1月底，中央红军向云南威信县扎西镇集结。2月5日至10日，中央政治局在威信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拓展和完成，同时为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埋下了伏笔。在扎西酝酿继而实施的二渡赤水所引发的战术裂变，引发了全局的战略转移，随后中央红军二渡、三渡、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将敌人的50万重兵甩在了赤水河一带。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孙渡纵队驰援，孙渡率部从400多里外的大定驰援贵阳。四渡赤水，中央红军实现了“调出滇军就是胜利”的战略目标，毛泽东筹划的声东击西、西进云南的战略棋局已下好了“先手棋”，巧渡金沙江也就有了战略上的可能性。

　　转兵西进，佯攻昆明。正当敌人重兵向贵阳以东集结时，中央红军兵分三路，出其不意地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4月23日，红军先头部队进入曲靖平彝（富源）黄泥河；27日，中央纵队沿滇黔公路抵达曲靖西山乡，先遣分队在关下村截获一辆国民党军车，车上载有云南十万分之一比例的军用地图20多份。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在曲靖城西的三元宫召开会议，根据缴获的云南军用地图确定了行军路线，作出了第二天“开始西转”的决策，决定以红三军团为右纵队，军委纵队及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红一军团为左纵队，迅速抢渡金沙江。红一军团虚张声势，攻克嵩明县城，佯攻昆明。龙云急电孙渡纵队回援，并调集民团防卫昆明城外围。这样一来，极大减轻了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在军事策略上保证了抢渡金沙江的可行性。

　　兵分三路，多点择一。在敌人集中70个团以上兵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的严峻形势下，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寻甸县鲁口哨村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按照指示，红军兵分三路直插金沙江：一军团为左路攻占元谋龙街渡，三军团为右路急进禄劝洪门渡，军委纵队为中路抢占皎平渡。随后又调整了渡江地点，红一军团由原来的白马口、太平地，改为龙街渡；干部团抢占皎平渡；红三军团由原定的鲁车渡、志力渡，改为洪门渡。通过增加渡江点，拉长江岸线，既迷惑了敌人，又提高了渡江成功的可能性。由于龙街渡、洪门渡江宽水急，多方尝试均未奏效，敌机又频繁侦察，为此，中革军委决定放弃这两个渡口。5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分别电令红三军团、红一军团务必于6日、7日赶到皎平渡。红三军团从洪门渡出发，日行65公里；红一军团所在的龙街渡离皎平渡有120公里，战士们日行60公里，向渡口进发。在崎岖的江边急行军，有的战士靠着路边的大树或石崖就睡着了，有的甚至站着就睡着了，凭着“并敌一向，千里杀将”的信念，两路红军靠双脚跑在了时间前面，按时赶到了皎平渡，保证了巧渡金沙江的可行性。

　　奇兵突袭，抢占渡口。4月30日，在寻甸县柯渡镇的军委总部，中央军委决定以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为中路先遣部队抢占皎平渡。周恩来向干部团团长陈赓和政委宋任穷一再叮嘱：“夺取金沙江皎平渡关系到全军的安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随后，刘伯承率领干部团先遣营伪装成国民党军，以一昼夜行军100余公里的速度，于5月2日午夜12时左右抢占皎平渡口。在当地人张朝寿的帮助下找到一只旧船，另夺得一只从对岸划过来的船，先遣连连长萧应棠率领一个排乘船摸上对岸，控制了厘金局（负责征收来往客商的税金），夺取了江北岸的中武山渡口。3日，陈赓率干部团主力渡江，击溃了川军刘元瑭指挥的2个团，夺取了中武山渡口以北20公里的通安州，以确保大部队安全渡江。干部团先遣营占领渡口的时间比中革军委规定的时限整整提前了两天，就是这两天，为中央红军“抢”到了极其宝贵的渡江先机。

　　战略轻骑，侧后御敌。5月3日，中革军委命令五军团在禄劝县石板河一带阻止敌人、掩护主力从金沙江渡江。6日，红五军团与国民党追击部队遭遇，在最后一道防线小庙垭口，红五军团与敌军激战连日，力战不退。红九军团则担负着独立作战的任务，于4月26日占领宣威县城，5月2日攻占会泽县城。5月5日，红九军团从金沙江树桔渡口渡江。红五军团断后阻敌，红九军团侧翼掩护，在战略防御上保证了巧渡金沙江的安全性。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制胜之理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以决胜千里的胆略、勇气和决心筹划渡江大计。战略统筹方面，先是佯攻贵阳，调虎离山，先调出孙渡纵队的三个旅，然后再迫使龙云调出在大理驻防的刘正富旅，赶往滇东北设防。紧接着佯攻昆明，剑指金沙江。声东击西，诱导滇军始终朝着红军前进的反方向运动，确保红军避敌锋芒，直奔金沙江。战术统筹方面，红军分三路入滇后，加上北线的红九军团整体分为四路，四路大军平行向金沙江推进。四路红军先后攻占了禄劝、武定、会泽等县，拔除了金沙江南线的“钉子”，保证了渡江侧后方的安全。还有就是技术层面的统筹，要求先头部队与敌人相隔3天以上路程，后卫部队与敌人相隔1天至1天半行程。遇阻敌则消灭，城坚则绕行，追敌则迟阻，若紧逼则击退之。

　　军纪如铁，秋毫无犯。红军入滇之初，老百姓受到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和威逼纷纷躲避起来。在马龙县王家庄村，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魏国禄等人找来一点包谷面和10个鸡蛋，周恩来得知还来不及付钱，当即命令魏国禄写好条子并带上钱折转回去送到老乡家。红一军团的战士路过元谋县腊甸村的一片西瓜地，见主人不在，吃过西瓜后留下了100多个铜板。渡江先遣连向会理进军的途中，强行军200多里后，大家吃了路边铺子里仅有的30多斤点心，事务长包好银洋，写了一张条子放在账桌抽屉里。诸多事例印证，红军所过之处，无不留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军纪法规，在沿途老百姓心目中树立起红军队伍纪律如山、守纪似铁的形象与作风。

　　民心所向，共度艰危。毛泽东曾经说过，老百姓的支持就是最大的妙计。红军干部团先遣营占领渡口后，在江边开小旅店的张朝寿主动帮助红军找到了第1只船，接着夺得1只从对岸划过来的船，由彝族老船工殷孟芝划着这只夺来的船只将先遣连送到对岸，先遣队又迅速缴获了3只船。傣族船工李有才自告奋勇，带领红军在上游的鲁车渡和江北岸找到2只船。最终先遣连费尽周折找到7只船，因其中1只不能用，余下6只船成为红军渡江的唯一工具。

　　风高浪急，精准渡江。据陈云在1935年秋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记载：红军渡江之时，金沙江狂风骤起，站在路上，一阵大风竟把他吹倒。江面平时的浪花有一二尺，起风时有三四尺高。渡江仅有六只船，而且船已破烂，水经常从船底上涌，每次来回，都需要专人在船舱中将船底的水用木桶倒入江中，才能复渡。因江流湍急，每小时只能来回三四次，异常危险。为此，中革军委专门成立了渡江司令部，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全权负责指挥渡江行动，刘伯承还亲自制定了《渡河守则》。在6只船中，有2只大船，每只可乘60人；4只小船，每只可乘40人。红军先后找来了30多位船工，每名船工每天工资为5元现洋，每只船安排了6名船工，3人一班，来回划10次又换另一班，歇人不歇船。就是靠着这6只船，历经7个昼夜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未落一人一马。

　　险夷共担，临敌制变。红三军团在攻克寻甸县城之际，国民党寻甸县长在逃跑途中，被年仅13岁的小女孩肖粉香机智地骗到一户人家马厩楼上的草堆里躲藏，肖粉香转身就引导红军将县长生擒。一位小红军因病被禄劝太平乡的彭元义家收留，4天后，彭元义和一个姓潘的朋友两人接力背着小红军在皎平渡赶上了红军大部队。红军战士陈忠和身负重伤，被禄劝县团街区永安庄村的郭正荣家收留。3天后，敌保安队突然进村搜查红军伤病员，危急时刻，郭正荣的妻子急中生智，将陈忠和扶到女儿的床上躺下，用被子盖好，又在床前放了一双妇女穿的大绣花鞋和一个尿缸。保安队发现床上有人，大声吼道：床上什么人？郭正荣的妻子从容地回答：是我大儿子媳妇，生娃娃才几天，下不了床，请你们不要惊动她。坐月子的女人是吹不得风的！与其说是6只渡船将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不如说是亿万民心将3万红军托举过历史的险关要隘，进而迈向新的胜利的彼岸。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巧渡金沙江之所以抢滩成功，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找到了指引这条道路的正确理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就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的要求，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红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理论学习中心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