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时代先锋:杨善洲的言与行

云南省保山市原地委书记杨善洲一辈子说过许多触动人心的话。这些话紧贴着人民群众的心，流淌着共产党人的情。这些话，源自他脚踏实地的行动，发自他坦荡无私的内心。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与农民群众一起劳动是了解基层、了解农民疾苦很重要的方式，和农民在一起了解到的情况最真实。”

杨善洲从1953年担任区委副书记起，先后担任过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1977年担任保山地委书记，直至1988年退休。

他很少呆在机关，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跑。顶个草帽，穿双草鞋，随身带着锄头、镰刀、嫁接刀等各种农具，碰到插秧就插秧，碰到收稻就收稻，哪块地里的草长高了就锄两把。地里看过了，群众访问过了，这才到乡上县上。

一次，他下乡来到一乡政府，乡政府秘书看他的模样，以为是农民，便打发说领导不在。他不急不恼，自己进村转悠，了解了许多情况，最后才找来乡干部安排具体工作。

他说过这样的话：“群众思变，群众想富，我们还能拖后腿吗？如果想什么吃亏、乌纱帽之类的事，那决不是共产党的干部。”1980年，他到芒宽公社，听说有个叫朱自祥的社员种植咖啡成了冒尖户，曾为此挨过批斗。他专门找到朱自祥家，进门就认错：“过去我也没顶住‘左’的妖风，我错了。我看这咖啡树是个摇钱树，是条致富路。你这个典型应该快快推广！” 看到杨善洲放手让群众搞多种经营，为他捏把汗的人说：“还是慢慢来，搞四平八稳的事不会吃亏，书记的位置才坐得稳。”但在杨善洲坚持下，不久，地区召开了咖啡种植现场会议，芒宽咖啡种植如火如荼，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小粒咖啡种植之乡。他说过这样的话：“一个党员，你把自己的家庭搞得富丽堂皇，别人却还过着艰难日子，那么，我们常说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不是一种骗人的假话吗？”杨善洲的家，在施甸县姚关镇一个宁静的小山村。很普通的几间砖瓦房，是2008年才建成的。一口低矮木柜，尽管长着白白的霉斑，却仍是老两口屋里除木床外仅有的稍微像样些的家具。

村里人说，他们家原先的房是全村最差的。1987年，他到施甸下乡，女婿来找他，说家里房子又漏雨了，能不能凑点钱修缮一下。他还是那句话，“我暂时没钱，这旮旯漏就搬到那旮旯住，攒拢些住。”可当他听说保山大官市大队成立了茶叶专业组，却缺乏生产资金时，到处借钱，硬是一次凑了800元给专业组送了过去。

杨善洲退休回到大亮山林场种树，全家想方设法借了５万元在施甸县城附近买了一块地，勉强盖起了一幢新房。老伴找到杨善洲：能不能凑点钱，帮娃娃们还账？杨善洲东拼西凑仅拿出9600元。为了不拖累孩子们，杨善洲做主把房子卖了。他这样说过：“我手中是有权，但它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在我这里没有‘后门’这回事。”

杨善洲的二女儿初中毕业后想去参加县上招工考试，但由于户口是农村的，不能报考，就请父亲找找人帮她转成城市户口，杨善洲不同意。后来，二女儿到乡下做了代课教师，通过考试转正后，又苦读两年取得了中师毕业证，至今一直在施甸乡下小学教书。

他一辈子在家务农的大女儿也曾有做“公家人”的机会。那年，因家里缺劳力，她辍学回家，乡卫生所、供销社让她去工作，但杨善洲不同意。

他这样说过：“不要想人民、党对不起我们，多想一想我们的工作怎么样，有没有对不起党和人民的地方。”

杨善洲担任地委书记后，按照政策组织部门上交了他家人“农转非”的报告，他闻讯后坚决要求撤销了报告。

但他帮助干部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从不马虎。1982年，他下乡了解到瓦马小学校长杨盈昌在不通公路不通电的乡下工作了20多年，妻子和两个孩子都还在农村，家里生活很困难。他沉默了。回去后，他向地委提出，要关心农村教师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不久当地政府为杨盈昌等一批农村骨干教师的家属办理了“农转非”。 大亮山林场有一个工人得了肝硬化，大量腹水，生命垂危。他一家子都在农村，拿不出钱医治，家人边哭边为他准备后事。杨善洲得知后，连夜赶到县城医院，找到医生说：“我们这个工人够苦了，没享过一天福，你们要全力抢救，只要对病人有用，要什么药就尽快去调，医药费，我负责！”医院第二天调来了特效进口药，工人的命保住了。杨善洲去医院探望他，这个工人抓住老人的手，泪落如雨。他这样说过：“我觉得当个领导已经够‘特殊’的了，还想多占点其他的便宜，就太不应该了。”

一年夏天，他到一个村庄，恰好碰到村民收摘水蜜桃，村里果园的水蜜桃是他前些年给嫁接的。管果园的村民听说他来了，就拿来一筐水蜜桃。他接过用秤一称，正好５斤，就掏出钱来，要付给那个村民。村民不肯收钱，说：“这是你嫁接的树，还付什么钱？”杨善洲认真地说：“嫁接归嫁接，付钱归付钱，你不收钱我就不吃了。”村民拗不过，只得收了钱。杨善洲这才把桃子拿过来请大家吃。

退休后，杨善洲到大亮山创办林场。考虑到老书记家里生活困难，林场想给他家送些木柴，他坚决不要；前两年，他家盖房子，林场要送他木材，也被他谢绝了。和杨善洲在大亮山林场共事多年的周波，曾做过７年的林场会计。他清楚地记得，杨善洲的老伴因外出看病，坐过４次林场的吉普车，事后杨善洲向林场交了370元。

他这样说过：“入党时我们都向党宣过誓，干革命要干到脚直眼闭，现在任务还没完成，我怎么能歇下来？如果说共产党人有职业病，这个病就是‘自讨苦吃’！”

1988年３月杨善洲退休后，又走进山光水枯的施甸县大亮山，与15名职工一道开始了起早贪黑植树造林的生活。那时，就地取材搭起来的４０多间油毛毡棚是大伙的栖身处。1992年，大亮山林场盖起第一间砖瓦房，大伙请杨善洲搬进新房住，他不肯，硬是让给了新来的技术员。在四面通风透雨的油毛毡棚，老人一住就是９年。

为了节约造林资金，杨善洲到集贸市场捡果核，常背个粪箕到村寨路上捡骡马粪猪粪，给树苗做底肥。那年，栽树季节，他牵着马去昌宁买树苗，为了能及时把苗子栽上，他赶着马连夜往回返，足足一天。

1999年，杨善洲在山上用砍刀修理树杈时，一脚踩到青苔上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很多人都想，老书记可以留在山下好好休息了。可半年后，他拄着拐棍，又走进了大亮山。他这样说过：“作为党员，不能光想着自己、光想着钱，要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杨善洲虽然是大亮山林场的主要创办人，却坚持不从林场领取报酬，就是因办林场的公事外出，老人也总是自己付伙食费，从来不到林场报账。最初的几年，林场每月给他补贴70元伙食费，后来调到100元。林场曾多次要给他一个月500元的补助，他总是一句话顶回来：“我上山来是种树的，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22个寒暑过去，大亮山林场人工林面积已达5.6万亩。有人算过一笔账：5。6万亩就是1120万棵树，一棵树按最低价30元算，价值３亿多元啊！

出乎不少人意料，2009年４月，82岁的杨善洲作出一个惊人的举动：把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施甸县政府决定奖励杨善洲10万元，被他当场谢绝：“我早就说过，自己办林场是尽义务，不要报酬。”

保山市委市政府决定给予他20万元的特别贡献奖。经再三劝说，他接下了，10万元捐给保山第一中学，３万元捐给林场建瞭望哨，还有３万元捐给山下老百姓修澡堂。余下４万元，留给他一生愧疚的老伴。老人去世后，人们把“大亮山林场”改名为“善洲林场”，永远怀念他。(记者 张严平 杨跃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