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清风起云岭 美名传千古 云南古代清官廉吏|　李德生：学为廉吏得循声

　　李德生（1782年—1852年），字仲惠，号培阶，河南南阳镇平县人，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登进士第，历任云南定远县（今牟定）、大姚县、易门县知县，镇雄州知州加同知衔，巧家厅同知兼摄东川府、东川府（今会泽县、巧家县、东川区一带）知府。在云南做官20余年，其间任东川府知府10余年。作为四品官员，知府年俸105两，禄米105斛，养廉银3000两左右。然而，在他卒于任上时，他的家人竟连送灵柩回河南老家的资费都凑不够。细究其中原委，做清官循吏，干实事惠民，本就是李德生孜孜以求的事。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李德生任定远县知县，在署衙大堂题：“与民相见”，楹联为：“早坐堂，早结案，早完国稞，勤勤慎慎，从此地做去；不想钱，不生气，不纵家丁，安安祥祥，向其中讨来。”李德生言行一致，兴利除弊。据民国《新纂云南通志》记载，李德生在任定远知县期间“减徭役，省催科，隆学校，修桥梁，纂辑县志；课士勤恳，讲贯不辍；有以小故兴讼者，善语解之，使之帖服感化。莅任六年，定远（今牟定）大治，士民咸戴其德。其间，短暂署理大姚县知县三个月，颇多善政，大姚百姓竟为他立长生禄位。”

　　探寻李德生一生行迹，勤政爱民、清廉自守、克勤克俭，在处境艰难时也从未易其志。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李德生调任易门县知县，初抵任时遇到重重困难，尤其是在铜政方面压力甚大。他曾经写过一首《易门即事诗》，道出了其当时的心境。

　　宦迹蓬飞两鬓残，笵甑褚笠守儒寒。

　　学为廉吏谈何易，博得循声称亦难。

　　才短愧无新雨露，事忙懒换旧衣冠。

　　何时闲散偿归志，平子台前把钓竿。

　　此诗描述了一位千里为官、四处奔波、两鬓斑白的中年官员，不改读书人的清寒本色，志做清官循吏，常为自己能力不足，没有给老百姓带来新的恩惠感到惭愧。因事务繁忙，时常懒得换掉身上的旧衣帽。只希望能有空闲之时，回归山野田园，在河边钓钓鱼、享享清闲。从诗中可以看出，李德生苦闷彷徨，但初心不改，志气不衰。他深入研究铜务，写成《铜政论》，下决心革除弊端，改进铜矿管理办法，经过治理，铜产量得到大幅增长。李德生续修的易门县志《铜政论》中记载：“（易门县）香树坡、万宝、义都三厂，每岁额办铜五十八万斤。”这个数量占了滇省额铜的百分之九，地位和作用不容小觑。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李德生擢升镇雄州知州加一级，同年10月，又加同知衔。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再次以在易门办铜有功，擢升东川府知府。任职期间，李德生以民生为要，体恤民苦，仁政惠民，深受百姓爱戴。《东川府续志·循吏篇》记载：“知府李德生，性仁爱，教民勤俭，捐置义地，厂欠有逃亡者禀请豁免，硐户子孙得以复业，为惠尤巨。”厂欠，是由于放本收铜政策中官收余铜定价过低，厂民入不敷出，所产余铜不足以抵补已领官本所导致的问题。由于道光年间铜矿衰落，若矿产不高或矿质平常，则“不敷成本，炉户等不特无利可图，而先领之工本又已用去，不能缴还。”积欠工本之人赤贫无力，是为“有着厂欠”；倘有逃亡，即为“无着厂欠”。当时的东川府矿厂，“大厂矿丁六七万，次亦万余人”，由于铜产量萎缩，厂欠者不在少数。厂欠得到豁免后，受益者众多，李德生此举，保发展、保民生、保稳定。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东川府城垣坍塌，李德生禀请重修，并带头捐银，共筹捐银16366两，未动用府库的一两银子，便开始重修城垣。重修后的府城，在原基础上加高三尺，内墙改用方石扣砌，另用净土筑填牢实，较之前更为坚固。另值得一提的是，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东川府巧家厅汤丹厂，百姓为争饮水突发聚众持械斗殴伤毙案，史称“汤丹案”。李德生闻信，经过两个昼夜抵达现场，处置审理。他坚持“但分良莠，不问回汉”，将案件处置妥帖，没有酿成大的事端，受到时任云贵总督林则徐的高度赞赏。说李德生为官不负所学，所办汤丹一案，“谁能如是、肯如是、敢如是”。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李德生请辞，朝廷未批准，继续留任东川知府。清咸丰二年（1852年），李德生以疾终于东川府官邸，享年71岁。为清官，靠操守，更靠坚守；做循吏，要政绩，更要政声。李德生求仁得仁，学为廉吏得循声，受到后人褒扬。《定远县志》《易门县志》《大姚县志》《东川府续志》等志书，以循吏立传，记载其事迹。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第一百八十三卷，以名宦为李德生立传。

　　（潮平 作者单位：曲靖市政协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