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5·31”重要讲话对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建设国际话语权，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国际传播”成为重要议题与任务。地处边疆的云南应以“边疆传播”的路径加入国家国际传播大格局，在调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丰富传播内容和传播议题，切实提升传播效果中，发挥地方参与国际传播的独特优势。

　　“一国一策”与精准传播

　　学者指出，在当今日益复杂的世界格局中，在中国崛起和在世界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的情形下，必须采用“一国一策”的方针进行国际传播。一要做好传播者的分析考量。国际传播中，官方、官方媒体、市场媒体、企业、民间组织或个体，不同的信息应由更适合的传播者传播。二要做好传播内容的考量。目前我们的国际传播涉及对象国的信息太少，信息总体结构失衡。三要做到传播对象的精准化。在个性化传播特征越来越显著的网络时代，未能指向确定群体的传播会影响传播效果。四要做到传播渠道的精准化。不同的内容适用于不同的传播渠道，新闻媒体发布的信息应是具有平衡性特征的专业的新闻信息，企业和民间组织则可以有更多的立场、态度和情感参与其中，而网络平台则更为活泼自由。五要做到关于传播效果的精准化。在传播之前就要考虑本次传播要取得的目标是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需要进行细致的分层考量。

　　“边疆传播”的提出

　　北京大学教授陆地首次提出了“周边传播”的概念。周边传播并不是仅限于地理概念层面的就近传播，而是可以在地理范围上相对灵活的一种传播，这种传播的主体可控，在客体附近进行，决定其成为周边传播的重要决定因素，在于主客体有一种利益相关和问题相关。云南作为边疆省份，在国际传播中无疑占据了特殊的“边疆”属性。首先，“边疆传播”是基于边疆及其邻近国家，具有针对性的国际传播。其次，“边疆传播”意味着基于边疆实施对外传播，是一种具有更强针对性的传播。同时，“边疆传播”更体现为异质性和同质性的融合传播优势，使得“边疆传播”的针对性和接近性更强。在去中心化的网络传播格局中，“边疆传播”由于占据了地缘、民族、交往等接近优势，更能将互动体现为主体间性的国际传播，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

　　做好云南的“边疆传播”

　　传统上我们国家的对外传播，都由国家一级的媒体和机构担当传播主角。学者们认为地方国际传播主体拥有本土化、精准化和灵活性等特点，有利于挖掘讲述具体鲜活的中国故事，但劣势则在于人才短缺、渠道不多、资金匮乏、资源不足、体系不健全等。这个分析为云南实施和开展国际传播，发挥“边疆传播”的优势提供了思路：

　　从利益相关性角度重新审视“边疆传播”，因其“辩证的边缘中心”“辩证的异质同质”等特质，拓展和实现国家利益的聚集和溢出，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价值。因此，云南开展“边疆传播”，能够及时感知和把握国际间利益相关性，及时抓住利益“痛点”展开沟通和传播。

　　从传播的议题角度，云南能够在“边疆传播”的视阈下，找到丰富的国际传播题材、路径和方法，实现更加多元有效的国际传播。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与其他南亚东南亚国家，虽不接壤但也相邻。因此，云南的很多边境州市生活着很多跨境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与这些国家有着丰富而密切的商贸活动、民间往来。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下，跨境民族的客观存在应该助力我国国际传播，使之成为“边疆传播”的最佳主体、客体和载体。一直以来，云南各民族和谐共处，依托这些新时代和谐共处的边疆少数民族作为信息的发布者，讲述他们的进步、发展和脱贫的故事，让他们本身成为信息传播的载体，更生动地、更真实地传播中国故事，将是对外传播中最接地气、最有真实案例、最鲜活的议题。

　　构建一个融民间族群、企业、文化单位、媒体为一体的多元传播主体，在统一规划下，在人才力量的支撑下，统筹推进，发挥“边疆传播”在对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将“边疆传播”纳入对外传播的格局，应该成为国际传播的一种思路和做法。

　　（单晓红 作者系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