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有勇被称为“农民院士”。他说：“这个称呼很自然、亲切。农民在前，院士在后，我喜欢。”
对于澜沧县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来说，其中许多都不清楚“院士”这个称号所代表的荣誉和分量，但他们知道：“院士就是带着群众脱贫的人。”对此，朱有勇说：“老百姓有这样的认知和评价，是对我们的认可和信任。”
能担起这份认可和信任，首先得依靠朱有勇的农业科研，他深耕40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时间回到1982年，朱有勇参加云南农业大学的研究生面试。面试考官段永嘉问了他一个问题：“追溯世界农业历史，依靠化学农药控制病虫害不过百年，在几千年的传统农业生产中，是利用什么控制病虫害的呢？”
彼时，年轻的朱有勇回答不上来。而为了找到答案，他毅然走上了科研之路，这一走，就是一辈子。
到底如何才能不用农药来控制病虫害？
事实上，单一品种大面积种植很容易造成病害流行。为了防治病虫害，人们大量使用农药，不仅威胁食品安全和粮食生产，从长远看还会造成环境污染、破坏生态，这在世界各国都是个难题。很多国外科学家提出通过基因、生物学、杂交等办法来解决，但都因为技术难度太大，几乎没有成功的例子。
朱有勇自己也尝试了很多办法，但是都没找到答案。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偶然在云南石屏县的一个村子里，注意到有的田里的水稻稻瘟病发生的少，有的则比较严重。通过仔细观察，他发现发病率低的稻田里栽种着不同品种的水稻，发病率高的栽种的是同一品种的水稻。
在田间讲解作物病虫害防治 云南日报 供图
这给了他一个新的思路——或许病虫害还和品种有关。
于是，他依托传统间套作技术，开始了利用生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的尝试。此后的十多年里，他经过近千次试验进行确证并研究控病机理，建立了一系列作物多样性控病增产新技术，最终确证了作物多样性时空优化配置是有效控制病害的新途径。
2000年，一篇关于控制水稻稻瘟病的文章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上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引起全球关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植保界在这个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据统计，到2018年，这篇论文已经被引用过2000多次，而且不是个人引用，而是被SCI引用，其分量可见一斑。
论文发表时，距离导师向朱有勇发问，已经过去了近20年。此后，“遗传多样性控制水稻病害”技术在全国10省（区、市）推广6000多万亩，荣获联合国粮农组织科研一等奖；“物种多样性控制作物病害”技术已在国内外应用于3亿多亩旱地作物。这两项技术都可以减少60%的农药使用，并能增产20%～30%。
多年来，朱有勇始终坚持系统深入地开展农作物生物多样性持续控制植物病害研究，攻克了马铃薯病害、三七连作障碍等难题，主持20余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在PLoSONE，Phytopathology，BioSicence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百篇论文，出版专著5部，获发明专利30余项，研发的技术制定成技术规程10多项。
他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高校名师奖、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农业科技先进工作者、全国农业推广标兵、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兴滇人才奖等荣誉。2005年，被评为全国十佳三农人物；201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9年12月2日，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云南网编辑 范春艳 整理（素材来源于中国文明网、云南日报、百度百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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