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1日，北平，这座千年文明古都得到和平解放。北平之所以能够和平解放，一方面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囿于所处形势，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审时度势；另一方面在他作出最重要抉择关键时刻，他的同事、同乡、部属纷纷伸出友谊之手，耐心劝导，热诚相助。特别是他的女儿傅冬、老师刘厚同、挚友邓宝珊更是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爱女傅冬，耐心劝父

　　傅冬，又名傅冬菊，是傅作义的长女。抗日战争时期，傅冬在重庆南开高级中学读书时，接受了革命启蒙教育，参加了学校读书会中的秘密组织。这个组织的不少成员是国民党高层人士的子女，他们曾因弄到一些很有价值的情报，引起周恩来的重视。这增加了他们的责任感，开始进行有意识的革命活动。傅冬在父亲来重庆时，经常向他讲国民党的丑闻，讲共产党团结抗日，还把一些进步书刊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一向谨慎小心的傅作义，在自己的女儿面前也是默默少言，对什么事情都不表明态度。不过，女儿的言行，会在他头脑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傅冬的大学生活是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度过的。西南联大活跃的政治空气，使她的进步思想得到发展，在大学参加了民先组织。傅冬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大公报》当记者，在这里参加了共产党。由于比较活跃，身份逐渐暴露，1948年冬，她到了北平。党组织交给她的任务是：稳住她的父亲，不让他跑掉。同时，还要做她父亲的工作，劝他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傅冬的直接领导是中共北平地下学委负责人王汉斌、崔月犁。

　　傅冬到北平后，尽量在生活上多照顾父亲，经常给他做一些家乡菜；白天呆在父亲的办公室，利用一切机会做他的工作，劝他不要跟蒋介石走，要注意当时的形势，考虑自己的前途。傅冬对父亲谈话的内容，都是地下党负责人口授的。傅冬的脑子很好，几乎能一字不漏地将他们的话记下来，回家后说给父亲。傅作义只听不说。时间一长，傅冬的言行引起父亲的怀疑，多次追问她是不是参加了共产党？她一口否认，说自己还不够格。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接近尾声，国民党军队的败势如秋风扫落叶，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被撤职查办。傅作义联想到张学良、杨虎城遭软禁的下场，感到不能再盲目追随蒋介石，要考虑走另外的路了。这时，社会上的和平空气甚浓，一些人向傅作义进言和平。傅作义决定给毛泽东发一电报，呼吁和平，提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要求中共派代表到北平谈判。考虑这件事要绝对保密，万一走漏了风声，蒋介石会以“叛国罪”将他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因此，要找一个绝对可靠的人办。想来想去，还是自己的女儿最可靠，傅作义就将电报内容口授给傅冬，由傅冬转告王汉斌，然后由地下电台发出。电报发出后一直没有得到毛泽东的答复。据分析，可能是中共认为傅作义的条件太高：既要停战，保存实力；又要成立联合政府，与共产党平分秋色。

　　不过，傅作义在陷入绝境前，想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向共产党靠拢，这总是件好事。

　　不久，中共北平地下组织接到上级指示，可与傅作义谈判。这可能是对上面那封电报的回应。为了慎重，地下党决定先由傅冬试探一下她父亲的态度，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傅冬向他父亲转达了中共的意图。傅作义怕是国民党特务设的圈套，一再追问傅冬是不是真的共产党？是不是毛泽东派来的？他确信是真的共产党后，表示愿意谈判。

　　1948年12月初，解放军包围了张家口，将傅作义的王牌军三十五军围困于新保安。不久，天津也被包围，北平已是一座孤城。傅作义欲战无兵，欲守无力，欲逃无路。在女儿傅冬等人的一再劝说下，傅作义决定派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谈判。由于双方条件相距太大，未能达成协议。

　　12月22日，傅作义的三十五军被歼灭，军长郭景云自杀，这对傅作义是致命的打击。他整日不说话，坐卧不宁，寝食不安。不断唉声叹气，特别爱发脾气，还想自行解除兵权，去南京请罪，听候处理，甚至想自杀。傅冬每天都将父亲的言谈举止、思想动态、情绪变化，写在小纸条上，利用晚上去舅舅家住的机会，交给党组织，用秘密电台发出。她自己脱不开身时，就叫未婚夫把情报及时送出去。头天晚上发生的事，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第二天早晨就知道了；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聂荣臻多次说：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它对我军作出正确的判断，下定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这是傅冬对北平和平解放作出的别人无法替代的独特贡献。

　　傅作义在三十五军被歼、下决心再次同解放军谈判前，思想斗争非常激烈，脑子里有一连串问题：和谈算不算投降？过去积极反共，现在讲和怎么向部下交待？谈成后能否得到共产党的宽恕？等等。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做傅作义的工作，其中傅冬做的工作最多。她劝导父亲：如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保住这座古都，对人民有利，这是正义行动；如抵抗到底，只能为蒋介石殉葬，既对不起北平的200万市民，也对不起自己的几十万官兵。傅作义听从了女儿等的劝告，于1949年1月初派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行第二次谈判。这次谈判虽未达成协议，但傅冬耐心劝父之功不可没。

　　北平解放后，傅冬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十年浩劫中，她受到不公正对待。解放前，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帮助不少进步青年到解放区去，此时却说她把大量国民党特务介绍到解放区。批斗中，还要她承认解放前领导她的地下党员都是国民党特务。她不怕威逼，坚持不说假话。造反派说她不老实，三次送她去干校劳动。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她得了一场大病，差一点送命。傅冬并不后悔，认为20年前自己选择的路是对的。她说，如果历史能够重演，她还要选择跟共产党走这条路。

　　老师刘厚同，举足轻重

　　刘厚同（刘后同），辛亥革命老前辈，有一定军事眼光，有才学，著有《孙子注释》一书，曾任甘肃省军政部长兼招讨使。刘厚同当旅长时，傅作义是其部队的一个连长。后来，傅作义招兵买马，势力不断扩大，刘厚同长期做他的高级政治顾问。刘厚同为傅作义运筹帷幄，出谋划策。傅作义言听计从，对刘厚同十分信任，尊称刘厚同为“老师”。傅作义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后，把刘厚同从天津接到北平，任总参议，同傅作义共商军政大计。

　　基于上述情况，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通过曾在解放区工作过的刘厚同的女儿向他致意，希望他多做傅作义的工作，促使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北平。刘厚同表示一定尽力去做。

　　刘厚同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才到北平时，他主张傅作义通电全国，华北首先实现和平，促使全国和平，然后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刘厚同认为，这样做既能高举和平的旗帜，又能保存实力和地盘。傅作义很欣赏这个主张，前面提到的傅作义通过女儿发给毛泽东的那封电报，就是希冀实现这个主张的具体行动。在解放军进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反动统治就要土崩瓦解，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提出这种主张，只能是幻想。

　　随着形势的发展，傅作义日益陷入困境，被迫开始与中共谈判。对谈判傅作义顾虑重重，怕处很多：一怕控制不了北平的中央军；二怕蒋介石轰炸北平；三怕得不到共产党的谅解；四怕被人说成叛逆。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积极做傅作义的工作，一再申明只要他走和平之路，就是立了大功，共产党决不会亏待他。刘厚同针对傅作义怕被人说是“叛逆”的顾虑，以古人为例开导他。刘厚同说：汤与武王是桀、纣的臣子，他们诛灭桀、纣，后人不仅不责备他们是叛逆，反而赞美他们的行动是义举。“忠”应忠于人民，而不是忠于某个人。国事糟成现在这个样子，人民希望和平，政府必须改造。如你能顺应历史的发展，实现和平，人民一定会欢迎你的，谁还说你是叛逆？刘厚同的一席话，说得傅作义点头称是。

　　1948年12月上中旬，傅作义的10个师被歼，精锐部队损失殆尽，等于宣告傅系军事集团的完结。傅作义极度悲观，他对刘厚同说：“老师，我的政治生命算完了。”刘厚同则说：“你旧的政治生命完结了，新的政治生命却开始了。现在，你应该认清形势，下定决心，走和平谈判的道路。”刘厚同说：目前平、津已陷重围，你想南下也出不去了。张家口已被共军占领，你要西去绥远，也不可能了。时至今日，只有当机立断，顺乎民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才有前途。刘厚同还说：我想只要和谈成功，北平免遭战火破坏，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安全，就是大得人心的事。共产党会守信义的，你我肯定有光明前途。再说，这是唯一的出路了。

　　对刘厚同的劝导，傅作义白天接受了，晚上又变卦了。刘厚同气愤地对傅作义说：你非要把日月之光弄成萤火之明。在此关键时刻，你再踌躇不决，就要走入绝路。年近70岁的刘厚同急得病倒了，以至一目失明。刘厚同对朋友说：“同智者谋而与愚者决。”一气之下，要回天津养病去，不再管傅作义的事。经中共地下党员和朋友们的一再劝解、挽留，刘厚同才答应留下来，继续做傅作义的工作。

　　经过刘厚同等的一再劝导，傅作义决定派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行第二次谈判。这次谈判虽达成了一些协议，但由于傅作义此时还未完全陷于绝境，仍抱有幻想，故迟迟没在协议上签字。

　　到1949年1月上旬，解放军即将对天津发起攻击，对北平的包围也越缩越紧，北平已成一座死城。傅作义如再不下决心和谈，解放军就要采取行动了。傅作义的亲信、部属焦急万状，束手无策，都来找刘厚同出主意、想办法。刘厚同说，你们没经过大事，我经过的大事可多啦。根据现在的情况，只有一条路，就是和谈。你们要力劝傅先生赶快下决心，不能再犹豫了，否则将后悔莫及。刘厚同也找到傅作义，对他说：你以前两次派出的代表，不论是资历、地位、威望，还是和你的关系，都不够格，都不足以作为你的代表。现在你要派一名副总司令，作为你的全权代表，与解放军谈判。傅作义的好友、东北军著名将领马占山，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傅作义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派飞机把在包头的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接到北平，代表他与解放军进行第三次谈判。

　　事实说明，刘厚同是促使傅作义接受北平和平解放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挚友邓宝珊，诚心促和

　　邓宝珊，名瑜，甘肃省天水县人。早年在新疆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伊犁起义，后在陕西讨伐袁世凯称帝，响应护法运动。邓宝珊先后任冯玉祥的国民军师长、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国民党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抗日战争时期，邓宝珊任二十二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1948年，邓宝珊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与傅作义的关系很深，有金兰之交。邓宝珊与中共也有良好关系。大革命时期，邓宝珊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中共的创建者李大钊等有过交往；邓宝珊营救、资助过遇险的共产党人；抗日战争时期，邓宝珊驻军陕北，与八路军建立了友邻关系，曾多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朱德等交情颇深。这些情况说明，邓宝珊完全可以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是与中共进行谈判的最理想的人选。

　　邓宝珊到达北平后，马占山以为邓宝珊洗尘为名，举行家宴，邀请傅作义作陪。席间，三人推心置腹，直抒己见。邓、马帮助傅分析形势，阐明利害，指出应走的路。可谓挚友赠诤言，诚心促和平。傅作义请邓宝珊即日出城与解放军谈判。邓宝珊说：不行，这不是草率的事，你要考虑几天再说。邓宝珊这样做，是要做些调查研究，同时更深入地做傅作义的工作，坚定他的信心，这样和谈才有把握。

　　此时，傅作义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最担心、顾虑最大的是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北平城里的部队，蒋介石的嫡系和傅作义的部队为十与一之比，傅怕蒋的部队闹事，自己控制不了局势；二是故宫城墙内藏了数万吨黄色炸药，傅作义怕军统特务搞破坏，后果不堪设想；三是傅作义被列为战争罪犯后，怕共产党跟他算总帐。

　　针对傅作义的担心和顾虑，邓宝珊经过多方了解和深入分析后认为：北平的民心、军心渴望和平，厌恶战争，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同时，傅作义的部队控制了北平的制高点———景山；很多要害部位和城门也是傅作义的部队把守。北平基本上由傅作义的部队控制，估计蒋系部队和特务不敢捣乱，不会出什么大问题。邓宝珊还对傅作义说：人民解放军是真心要和平的，对北平长期围而不打，就说明了他们的诚意。只要你下决心和平解决，其它一切具体问题，包括你个人前途问题，都由我去谈判解决。

　　邓宝珊到北平后，为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四处奔波，终日操劳，每天差不多都要午夜两三点才能休息。其部下说：邓先生每天异常忙碌，连洗澡的时间都没有，体重已减轻，面容也显露睡眠不足。

　　邓宝珊为促使傅作义接受北平和平解放所起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当时北平的报纸把邓宝珊称为傅作义的一把“钥匙”，中共中央军委则视邓宝珊为傅作义的“灵魂”。

　　到1949年1月中旬，天津即将解放，在北平解放军已逼近了朝阳门、永定门、西直门、德胜门。此时，傅作义已山穷水尽，完全陷于绝境，乃下定决心和谈，遂以邓宝珊为全权代表，于13日出城，与解放军进行第三次谈判。

　　邓宝珊到达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驻地后，会晤了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解放军方面对谈判的原则是：给傅作义留一个加强团，担负其警卫任务，其余部队均撤出北平，开到指定地点，经过一个时期整训，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邓宝珊将这个原则电告傅作义。傅作义此时已别无出路，只有表示同意这个原则。15日上午举行正式谈判，进展比较顺利，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初步协议》。主要内容有：关于军队改编的原则和方法，团级以上人员的安排，行政、文教、卫生等单位的接收办法，绥远问题待以后解决等。1月16日，双方在《初步协议》上签字，邓宝珊返回北平。此后，双方又经过多次磋商，达成了正式协议。1月21日，傅作义在《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上签字。从22日起，国民党部队开始撤出北平，31日撤退完毕。同日，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接管防务。至此，北平获得和平解放，这座千年文明古都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开始谱写她的新篇章。

　　邓宝珊对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人民的热情赞扬，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全国解放后，国家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他长期担任甘肃省省长，恪尽职守，政绩卓著，人民称赞他是“好省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邓宝珊在兰州受到冲击。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动乱中，邓宝珊仍真诚信赖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1968年11月27日，邓宝珊不幸病逝，终年74岁。（吕传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