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荆风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向华南、西南进军的部队每攻下一座新的城市，都会在几小时前还是战地的满目仓夷间升起一面五星红旗；红旗如红云般飘扬于城市上空，也给这城市赋予了新的生命。只有1950年3月部队进入昆明时，这里却是满城红旗迎接我们；这是因为几个月前的1949年12月9日夜，卢汉将军率部起义后，已经把五星红旗插上了五华山高处。

　　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这五星红旗的事前制作是颇具神秘性的；出于年轻作家的敏感，多年来，常为此事寻访。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计划写作长篇纪实文学《解放大西南》时，从卢汉将军起义后组成的“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的名单中，看到一位并非卢汉过去的军政大员、与其他委员相比，声名也不显赫，却还兼任着公安处长要职的神秘人物宋一痕的名字时，我才从当年宋一痕的活动中，了解到那面五星红旗的来历。

　　宋一痕是卢汉的密友，1948年国民党败局已定，卢汉处于傍徨中想谋求起义又下不了决心之时，他受卢汉之托去往香港了解形势，结交了不少左派人士，对卢汉的决心起义很有影响，1949年6月间还在北京见到了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给卢汉带回了该如何起义的指示……

　　宋一痕的秘密活动也得到了他夫人席淑英的全力支持，当时席家几姐妹都投身了革命，二妹席淑筠是“滇桂黔边区纵队”女游击队员，正战斗在哀牢山深处，三妹席淑芳是潜伏于昆明的中共地下党人。

　　卢汉将军起义前8天的12月2日，席淑英从香港飞返昆明，细心的她考虑得很周到，起义后，昆明首先要易帜，特意把一份五星红旗的图样藏在水果篮里带回来。

　　当她们从宋一痕和中共地下党人那里得知，卢汉将军可能快要起义了时，就由席淑英的父亲去街上的布店买回来两匹红布、一匹黄布、一匹白布，裁剪好了后，手工难以缝制，又由席淑芳去借了缝纫机回来。好在她们在青龙巷的家是独门小院，关起院门，外人就难以知道内里的情况，听见机声轧轧也不以为意，那年月，多数人家都是自己缝制衣物。但席氏姐妹们还是很紧张的，在昆明的军统、中统特务正像猎犬似的四处追踪革命人士，一旦被发觉，不仅个人危险，还可能暴露宋一痕与卢汉将军的关系，危及起义。幸好那些特务们没有注意到这古旧小巷的这所宅院。

　　12月9日深夜，在五华山上的宋一痕派人送来了一张亲笔字条，用暗语告诉她们，赶紧把五星红旗交来人带去；她们明白，那盼望已久的时刻就要来到了，忙包扎好，由席淑芳亲自护送上五华山。

　　几小时后的夜半10时，随着卢汉将军的庄严宣布起义，这面五星红旗也冲破浓厚的夜雾，在五华山的了望台上袅袅升起。

　　昆明城区的地势是北高南低地成倾斜状，五华山又从北边拔地而起，了望台更处于山的最高处；几小时后，天色大亮，全城的人都看到了这面象征光明未来的、昆明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人们在远远眺望这面红旗，被激动、召唤时，谁也没有更多地去想，红旗是从哪里来的？是怎么制作的，只觉得它鲜艳炽烈，具有巨大感染力。

　　几个月后，在哀牢山深处有场激烈的战斗，在那里的60余名“边纵”游击队员遭到了当地大恶霸李崇安的千余人枪的围攻，寡不敌众，游击队员们有的战死有的受伤被俘；匪徒抓住席淑筠后，残忍地用针插进她的乳房，还用麻线拴住她的乳头狠力拉扯，逼迫她投降；她坚贞不屈，丧心病狂的匪徒却把她拖到河边沙滩上，一刀一刀地剐她的肉……

　　席淑筠烈士远离昆明战斗在外，可能不知道昆明五华山升起的第一面红旗是她的姐妹制作的，但她却用自己的鲜血给人民共和国的旗帜又增添了鲜明的色彩。

　　上世纪80年代初，席淑芳向我谈起那些往事，令我感叹不己。真是一门忠烈！

　　2009年7月23日初稿于昆明、8月5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