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叔叔告诉我，他最初接触父亲是在1965年左右，在大理、保山县“四清”“社教”工作队。那时父亲当任副团长、团长职务。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曾被批斗过，军管会成立才把父亲抽到生产组抓农业生产。

1970年父亲进了“五•七”干校，杨叔叔也是干校的“学员”。这期间父亲任干校革委会副主任，但一直负责抓生产。到保山地革委、地委成立，父亲又当任副主任、副书记，也一直分管农业。

为了抓粮食增产，解决老百姓吃饱肚子的问题，父亲先后在板桥、大保场搞水稻、小麦高产试点。在大官市、姚关将台山搞农业学大寨样榜。在板桥抓吨粮田建设，为突破亩产吨粮，父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夺高产，父亲领着搞水稻、小麦，拉线条播试验。为解决农家肥不足，还进行稻田养萍。水稻、小麦条播的方法至今一直沿用。

胡耀邦总书记视察保山板桥时指示：板桥人均5分田，单靠高产不行，五小工业要发展。总书记走后，父亲及时召集板桥基层干部认真研究，板桥便率先搞起了“五小工业”，后来发展为社队企业。父亲就是这样全身心赴在粮食生产上，成了名副其实的“粮”书记。

杨叔叔告诉我，父亲在担任领导干部的几十年生涯中，从不与“人斗”。

1976年末，父亲杨善洲为抓农业、水利，乘车到瓦房，然后带领一行人，爬山涉水从瓦房走到汶上，又从汶上走到瓦马，再从瓦马过江到上江，一路上还看了不少的农田、水利建设工程。

这次的徒步远行，一路艰辛，生活没有规律，饮食酸、冷、硬，跟他的老秘书因此病倒。

于是，地委办公室从秘书科把杨光杰叔叔抽出来给父亲当秘书。

“老书记对秘书的要求不高，一是单身汉（家属子女不在保山城），随叫随走；二是身体好，吃得苦；三是要随时带一套行李在车上，便于下乡使用。” 杨叔叔回忆道。
于是杨叔叔从1976年底至1979年9月期间为父亲当秘书。这段时间父亲任地委书记，仍然分管着“促生产”的工作。

“老书记曾对我们说，抓农业、抓生产不会错，不要怕，大胆干，中央不是要求既要‘抓革命’，还要‘促生产’嘛。粮食增产了，老百姓吃饱肚子才是实事，于是他继续带领干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继续到大官市、将台山搞坡改梯。”杨叔叔回忆道。

在姚关将台山，父亲要求工作组甩开膀子，做出样子，划出两亩多的一块坡地，由工作组成员手挖、肩挑造梯地。

一天傍晚，杨叔叔趁父亲和工作组的队员们吃饭去了，就留在后面给推土机师傅说，“帮大伙推一下吧，我们手都挖起泡了。”没想到，当父亲吃饭回来看到推土机在堆，就严厉批评了杨叔叔：“你们这种干，老百姓不佩服，工作组必须硬干”。

收工后，父亲要回家一趟，杨叔叔让车子送他一程，父亲不要，杨叔叔要求和他一起走做个伴，父亲也不让，就一个人走了。可第二天天刚刚亮，父亲就返回到了公社，杨叔叔给父亲端来洗脸水，想着等父亲刷好牙，他也刚好能洗好脸，就能赶上出工了。谁知父亲忙着出工，刷牙也来不及用牙刷牙膏，含两口水一吐就出工去了。

杨叔叔回忆，那时和父亲下乡没有床，多是住在楼板上，弄些稻草作铺垫。“老书记的行李只有一床被子（黑色土布被、蓆子，没有褥子），他跟我说，要过到50岁才垫褥子。”杨叔叔说，“在姚关的那段时间，正值冬季，非常冷，我把我的褥子铺给他后，没想到他又把褥子铺还给了我。”

在大官市搞坡改梯，父亲与大队干部一起吃住在坡地，挑灯夜战住公棚，睡得一身的虱子。在大保场，为了试验双季稻，大年初二就带领大伙试种早稻，太阳落山也不收工。

“有一次到山脚村生产队检查包谷施肥的情况，他发现固肥土的劳力不足，就叫人找来锄头，要我跟着固，而他却独自一人去了其他队检查。我看看太阳落山了仍不见他回来，就打电话到各大队询问，都说来过一趟，走了。直到天黑，他才骑了辆自行车回住处，单车上加了一把水蜜桃枝条。原来，他一直步行到了施甸县城，剪了些水蜜桃枝条，然后到县委办借了一辆单车回来的，县委办要派车送他不要，也不叫他的专车去接。第二天要我去还单车，他自己又忙着去为老百姓嫁接水蜜桃，我骑单车去，步行返回不少于13公里。”杨叔叔回忆说。

父亲由于长期的劳累，加上长期跑乡下，饮食不规律，在大官市、将台山搞农田基本建设期间，经常吃硬饭、冷饭，导致消化系统严重紊乱，已经到了吃米饭，拉出来的还是米饭的程度。

“组织上强迫他到昆明治疗，但病未痊愈他就回到了乡下。并悄悄地告诉我他已找到了秘方，只要经常服点鸡内金就好了。于是让我给他买来并加工，把鸡内金放在瓦片上烤，再舂成面，然后用水吞服。此药其味难闻，又腥又臭，他吃后经常反胃呕吐，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身体很差，但他却始终惦记着农田建设，仍坚持边工作，边服药。” 杨叔叔说。

在当父亲秘书三年的时间里，杨叔叔从没见过父亲上理发店，多数时间是在地委大院相互理，自己洗，下乡时就在公社找人理。他也一直同大伙在一个大食堂里吃饭，饭票、菜票都是他自己去买，从来没有让人为他买过饭菜票。有时地委开会设有会议伙食，但他从不参加，他也不让住保山的干部参加，为的是节约开支，出差从来不报出差补助费。

“在跟老书记当秘书的三年时间里，我们之间的相处是同志关系，没有上下级隔阂，当秘书不用为他洗衣服、被子。”杨叔叔说，“有一次我母亲牙坏了，我想请假回家带她到保山装口假牙，老书记却主动让我母亲坐他的车去看病，母亲晕车，一路呕吐，弄脏了座位，老书记却丝毫不在意，直说：“不怕，不怕，水冲冲就干净了。”

2002年，杨叔叔下乡过姚关时见父亲在路边搭车，就请他同车到施甸。车上，他对部分干部的表现很不满意，对杨光杰叔叔说：“现在的一些干部都变了，吃酒不醉，打麻将不睡，不办实事，工作不会，怕苦怕累，这与党的三大作风很不相称。光杰，退休后你就来林场报到吧，接我的班，开山种树，修桥补路，做点好事。”后来杨光杰叔叔退休后被单位继续聘用，去林场的事也就搁浅了。

但有一次，父亲却找到杨叔叔，要杨叔叔帮他买些塑料袋。“我问他要塑料袋干啥？他说不少部门支持过大亮山的开发，我要用大亮山的果实回报他们。”杨叔叔说。

2009年，在父亲病重期间他再一次找到杨叔叔，让杨叔叔帮他找美国核桃的样品，他要在大亮山上种美国核桃，但核桃未种，他却住进了医院。“临终前的一星期，我到医院看望他时，他仍在关心着大亮山种植核桃的事情。”杨叔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