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比较的制度性思路
——— 《中印经济增长比较———基于制度视角的研究》简介
杨怡爽

    一、内容摘要
    中国与印度，这两位亚洲的巨人过去都曾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富有的经济体，然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由于历史的原因，两个国家都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分别持续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和８０年代中期两国经济改革开始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中印的综合国力、人均ＧＤＰ、各项社会发展指数等基本社会经济指标处于同等或相似的水平，也具有相似的经济特点，即封闭的国内市场、庞大的农业人口、基本完整但效率十分低下的工业体系和缺少活力的国营经济部门。如今，通过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开放，中国和印度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与此同时，中印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印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增长方式也有明显的差异。“世界工厂” 与“世界办公室”揭示出两个国家不同的复兴道路。中国经济增长基础是高储蓄、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普及基础教育、快速工业化、劳动市场、活跃的对外经济部门以及开放性的国际经济政策。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增长始终以资本密集的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引导，但国内失业现象明显，储蓄率偏低，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一直不足。
    中印之间极为鲜明的相似和差异，使得中印之间的比较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印乃至全球经济学者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话题的重心，越来越意味深长地集中在“谁是长期增长的胜者”之上。这样的情况，使得以下问题具有了被提出来再三思考并加以深入研究的价值。首先，中印应该在什么基础上加以比较？其次，中印比较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再次，是什么决定中印两国在长期增长中竞争力对比？能够促成两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是哪些因素？通过比较，是否能够对中印之争得出一个确定的答案？
    本书认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真正的竞争在于谁能将经济增长维持下去，并且使其蜕变为真正稳定的、可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主要由增长的启动机制、增长的质量和增长的包容性决定，而中国和印度目前都面对着这三方面的挑战，即保持经济增长启动机制的活力以确保高速增长，改变依靠大量投入的粗放增长模式和改进产业结构，以及在增长过程中确保增长的成果能够被更加广泛的人群所分享。在经济增长的启动上，中国的制度较之印度的制度更有优势；而在保持增长质量和改进增长的包容性上，两国则各有千秋。这个结论阐述如下：
    1、中印两国经济增长的起点都是政府推动和实现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共同特征是对外部经济的开放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经济改革的时间赶上了世界产业链由于科技创新而产生的地理与结构上的重大变化，恰好都拥有最适宜于利用这种变化的资源禀赋：劳动力。中国和印度的成功和所选择的道路都被认为具有强烈的初始条件和路径依赖效应。
    2、中国以“改革”“开放”同时作为发展转型的制度选择方向，是中国在增长启动方面强于印度的根本原因。中国以“改革开放” 作为转型的基本导向，意味着一开始中国就把内部发展障碍的消除和外部因素的利用同时加以考虑。内部的改革以农村为起点，人民公社的解散和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不仅提高农业产量，而且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解放出来；外部环境以资源和市场利用为重点，使中国有效形成了国际资本与中国劳动的空间聚集，创造了外向型经济的奇迹。与之相对，印度相对迟缓和犹豫的开放、不成功的农村改革，加上僵硬的劳工法和企业限制，使得海外资本难以迅速进入，也无法有效地促使要素从低效的农业部门流向更有效率的制造业部门。因此，正是改革与开放结合的制度安排，政府能够有效地动员资源，利用外部市场，使得中国在发展转型初期增长启动业绩远远胜于印度。
    3、中国增长质量与增长的启动特点关系紧密，由于中国增长的启动成功源于政府主导动员资源投入，比印度要更加依赖于以要素投入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中国的分权制改革导致地方政府进行激烈的经济竞争，第二产业与投资规模成为竞争最集中的领域，其结果是推动第二产业比重大幅度提高。但是制度安排中缺乏对增长质量的关注，抑制了要素结构的优化或国际产业链的位置上移，迫使中国不得不反复强调改变增长模式。而印度恰好与此相反，政府长期的低效率和动作缓慢、较少直接干涉市场，使得印度企业更加习惯绕开政府而不是跟随政府行事；对ＩＴ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倚重，也使得印度更加注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私有产权的尊重和对国际体系的接轨。
    4、中国和印度在收入差距上的稳定或者变化来自于不同的变量。印度的基尼系数长年维持在一定水平上，改革并没有解决印度根深蒂固的二元结构问题，经济增长虽然未能使得收入不平等现象减轻，但截至目前也并未造成社会分化加剧。印度在收入差距方面一直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与印度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有关，印度城乡之间、工业农业之间收入差距变化不大，换言之，印度的收入差距源自城市内部和工农之间生产率的差距。对于中国而言，工业化的程度和经济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社会结构改进的速度，劳动者收入增长远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压抑了在二次分配领域的有效改革。同时，当中国农民流向城市的时候，仅仅解决了劳动力区域流动的问题，却未能解决二元结构的阻隔和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的问题。
    5、中国与印度在包容性增长方面面临同样的难题与不同的挑战。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启动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它使得中国政府有余力通过国家行为来改变改革前三十年中发展指标（例如享受医疗服务和教育公平） 相对停滞
的格局，中国政府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战略目标，以及收入增长与ＧＤＰ增长要同步的构想，尽管在具体的实施上面临着体制的重重障碍，但是已经表明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潜力和政策导向。印度的经济增长的财富更多地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之中，政府却由于财政上的软弱和资金匮乏不可能通过大规模的政府行为来改变贫困和不平等的局面。如果中国和印度想要在改进增长包容性上走得更远，都必须解决一些关键的瓶颈问题。
    6、中国与印度在增长可持续性的竞争中，各自体现的优势和相对逆势在不同阶段进一步体现或者转化。具体而言，在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要素（例如资源、资本与劳动）推动阶段，中国在增长启动方面的制度优势在中印经济增长竞争中发挥充分的作用，并随着发展阶段的转化而衰减，如刘易斯拐点的出现，表明要素推动阶段结束，于是制度在动员资源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小；在此之前，中国在这方面的优势的权重甚至超过印度在其他领域的优势。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内生增长阶段，在增长质量方面的优势例如技术创新、知识产权、市场机制等因素将处于作用递增过程。

    7、在中印两国的环境中，单纯以某个制度进行衡量，无法估量出影响两国的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制度因素的分量，这是因为制度在开放环境中是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起作用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配合程度，会对促进经济增长的近因或曰直接因素（即劳动力、资本、人力资本和生产率改进等） 产生不同的效果；中印两国在进行市场化改革和开放之前的非正式制度上的差异，也形成了路径依赖的效果，这些差异在稍后的改革里被放大是两国经济增长路径出现不一致的原因之一。
    二、创新及特点
    中印之间的比较能鲜明地说明制度如何在经济增长中起作用，以及制度变迁本身在长期经济增长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从现实意义上来说，许多人都希望在“龙象之争”问题上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中印经济增长到了目前的阶段，两国都面临着各自的制约和困境，面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抉择。对中印两国进行比较，提供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中国目前面对的问题所具有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分析制约和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因素，有可能得到一些较为有益的政策建议和为更深入探讨提供思路。

作者简介
杨怡爽，女，副教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目前供职于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主要研究领域为南亚的经济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