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龙纹砖

斑铜龙耳象足鼓腹铜香炉

傣族银鎏金二龙戏珠头饰

滇王编钟

摇钱树配件

彝族龙头月琴

　　编者按

　　龙年至，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精神标识，代表着多元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无穷的创造力和无限的生命力。在中国人心中，龙是一种神圣的、力量强大的生物，蕴含着吉祥、富贵和权力。“龙的传人”这一称呼体现了炎黄子孙对于龙的深厚感情和身份认同。中国龙文化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理念和精神诉求，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至高地位，具有独特的魅力。龙本身被赋予神秘、灵性、威严等符号，其强大的形象成为了古代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在书法、绘画、雕刻、建筑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运用。

　　甲辰龙年，“文史哲”联合云南省博物馆以文化拜年的形式，以博物馆珍藏的龙元素文物为主角，再现云南龙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演进与发展，为大家奉上龙年的文化大礼。

　　2024年是中国农历甲辰龙年，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崇高且久远，作为一种精神图腾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十分深厚，包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追求。龙文化在全国各地都有所体现，云南的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独特的龙崇拜或与龙相关的节日庆典，这些地方性的龙文化形态进一步丰富了整个中华文明的龙文化宝库。甲辰龙年，笔者为大家解锁云南省博物馆中与龙文化相关的部分珍藏文物，探秘地方性龙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内涵。

　　现身于文字记载及远古文物中的龙

　　中国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着祥瑞和权威，它被塑造为神秘而强大的生物，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特殊能力。那么到底什么是龙呢？龙的起源很早，从文献来看，先秦典籍中就常见到龙的身影。《周易·乾卦》：“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诗经·商颂·长发》：“何天之龙，敷奏其勇。”《周礼·考工记》：“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龙，鸟兽蛇。”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载：“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尔雅翼》释龙：“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龙的形象特征的生动描绘，是古人对龙这一神秘神话生物的艺术创造和想象。

　　从这些传统文字记载来看，龙应该是一种集合多种动物特点于一体的神圣象征物，综合了鹿角、驼头、兔眼、蛇颈、蜃腹、鱼鳞、鹰爪和虎掌以及牛耳等动物特点，能上天入地，施云布雨。这种融合多种动物特征的形象设计，不仅展现了古人的丰富想象力，也反映了龙作为吉祥神兽所蕴含的多元文化和精神寓意。在文字描述和图像展示中龙的身体弯曲如意，似乎随时准备迸发出无穷的力量，它总是展示出雄壮而优雅的姿态，在空中腾飞时，直冲云霄，令人叹为观止。

　　因龙特殊的象征意义，除了传说故事，很多物件上也常见它的身影。从文物角度来看，商代甲骨文中“龙”出现多次；石器时代，与龙相关的文物被频频发现，分布在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各个遗存。在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遗址，考古学家在仰韶文化第四层下发现了距今约6500年的蚌壳摆塑龙虎图案。其中一座墓葬中，尸骨两侧分别摆放了一条由蚌壳精心摆塑而成的龙和一只虎，这条蚌壳龙形体完整、形象生动，被尊称为“中华第一龙”，是迄今为止中国新石器时代最早的龙形象实物资料。新石器时期红山文化的“碧玉龙”以其独特的艺术造型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其蜷曲的“C”字形设计，既象征着力量与升腾，又流露出一种安逸而威猛的气息，体现了远古先民对龙这一神秘生物的敬畏及崇尚之情。作为目前国内已知的时代最早、体积最大的龙形玉器，碧玉龙的出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不仅是红山文化独特艺术风格和制作技术的体现，更是中华文明中龙文化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实物证据，展现了红山文化深邃悠长的历史脉络和丰富的精神世界。1993年常熟尚湖镇练塘罗墩遗址8号墓中出土了一件被誉为“良渚第一龙”的双龙连体环形玉佩，这件玉佩采用了减地浮雕技法，中央对钻而成，边缘雕琢有头部相对、嘴唇合一的龙首各一，其余部分自然合为双龙的龙身，是目前发现的良渚文化中最古老的龙形玉器之一。良渚文化中的龙首纹玉器与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和C形龙有较高的相似性，由此可推断出两个远古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流和联系。

　　“滇王编钟”上的龙纹

　　时光流转，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在生产生活的不断演变中，云南的历史也逐渐有了龙的印记。在云南省博物馆二楼“文明之光——青铜时代的云南”展厅里陈列着一套铜编钟，因和“滇王金印”同墓出土，被称为“滇王编钟”。编钟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打击乐器，通常由一系列大小不一、音高不同的青铜扁圆钟组成，悬挂于钟架上，按照音调高低次序排列，演奏时用木槌敲击，可以发出和谐悦耳的音乐。编钟是古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不同数量、大小和音律的编钟组合代表了不同的地位与权力等级。陈列于省博物馆的“滇王编钟”1套6件，钟体呈椭圆形，上宽下窄；钮呈半环形绳纹状，口平齐钟面饰对称之双龙纹，近唇处饰一圈云纹和绳纹；器物造型规整，纹饰华丽，数量虽不多，但大小依次，气度不凡。“滇王编钟”的发现，反映了中国传统礼乐制度对滇王国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滇王编钟”上的龙纹，这些龙纹通常以两足或四足的形式出现，并且在编钟上呈对称分布，具有蜿蜒生动的姿态，体现了当时滇人对于龙这一象征物的崇拜和其在礼乐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古滇时期的龙纹不同于中原地区常见的龙纹样式，更多地保留了地方原始图腾的特点，同时也受到中原文化一定程度的影响。龙在中国文化中历来是权威、尊严、吉祥和神圣力量的象征，在“滇王编钟”上的龙纹装饰不仅展示了滇国手工艺人的高超技艺，也揭示了古滇国礼制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独特内涵。

　　东汉至初唐时期云南文物上的龙元素

　　随着历史的演进和地域文化交融的加深，东汉至初唐这一段时期内，云南地区文物中所展现的龙元素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和发展。受中原文化的统一影响，加上西南大片区内部以及与中原地区广泛的文化交流，云南本土文化中的龙形象逐渐吸收并融合了中原文化的典型特征，两地出土或传世文物上的龙纹饰在形态、寓意和艺术表现上呈现出更加明显的趋同性。

　　中原文化自秦汉以来，其象征皇权和吉祥的龙图腾制度化程度不断提升，并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且严谨的龙纹样式和组合规则。这种规范化的龙纹设计通过官方交流、移民迁徙、商贸往来等多种途径传播到了包括云南在内的边疆地区。而云南作为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多民族文化交汇地，在与中原地区的互动交流过程中，不仅接纳了中原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陶器烧造技艺等物质文化成果，同时也在精神文化层面接受了中原关于龙的崇拜和文化符号的重要意义，相应的器物上出现的龙形象日趋丰满复杂，既有蜿蜒矫健之姿，又具有中原龙纹的庄重威严特点。省博物馆里珍藏的“画像砖”上的龙纹、“摇钱树”上的龙片、墓室里的青龙、碑刻上的龙纹雕刻都与我们对龙的传统印象有了更为接近的相似度。

　　例如东汉画像砖上的龙纹是中国古代艺术中极为重要的装饰元素，而作为云南出土的文物，其上面的龙纹无论是大小还是形态都与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河南、江苏等地画像砖上的青龙形态基本一致。而青铜摇钱树在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湖北等地都有发现，上面的叶片纹样也都趋于一致。青铜叶片上的龙栩栩如生，眼睛刻画得炯炯有神，仿佛蕴含着无尽的生命力和神秘力量，透过时间的长河与观者对视。龙嘴微张，嘴里衔着刻有水波纹的柱子作为支撑，龙身上的纹路繁复精致，须毛根根分明、飘逸灵动，既有疾风骤雨般的狂放不羁，又有柔韧刚劲的内敛之美，丰富了龙的整体形态。

　　唐宋之后云南文物上的龙元素

　　唐宋时期之后，中央政权对各地的文化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已发现的云南地区的文物在制作工艺及其装饰纹样上逐渐与中原趋于一致，尤其是龙纹这种象征皇权、国运和吉祥的图案，在云南的工艺品上也开始大量出现，并遵循与中原地区相仿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

　　尽管龙纹的基本形态和象征意义与中原保持了较高的相似性，但云南独特的地理环境、丰富的民族文化以及本地工匠的传统技艺，又赋予了这些龙纹独特的地域特色。云南的龙纹往往结合了当地的民俗风情和工艺习惯，无论是雕刻于木质家具之上，还是绘制在陶瓷器皿之中，抑或是牙雕、铜器、漆器等各种器具上，都能看到融入了云南特色的创新设计和细致入微的工艺处理。

　　例如云南博物馆中的玉雕龙纹使用了中原传统的蟠螭龙造型，但线条更加流畅自由。斑铜龙耳象足鼓腹铜香炉，则巧妙地将龙的形象设计为把手，这一构思不仅在实用性上便于搬移和操作香炉，更在艺术层面上赋予了作品深厚的文化内涵与视觉冲击力，仿佛两条巨龙从香炉两侧腾空而起。这个香炉采用了云南独有的斑铜工艺进行制作，是云南传承千年的独特铜加工技术，其特点在于经过特殊的冶炼、铸造及后期氧化处理后，在铜器表面形成斑斓瑰丽的自然纹理，金红相间，图案犹如天成，香炉的设计与斑铜工艺的结合，无疑是龙文化在云南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发扬光大的有力证明。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云南文物中的龙纹虽然与中原地区无甚二致，但在具体的制作工艺和表现形式上，却巧妙地融入了云南本土文化的元素，从而形成了一种既具有中华文化共性，又独具云南特色的艺术风貌。

　　少数民族文物上的龙元素

　　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图腾”之一，云南的少数民族也十分喜爱龙的形象，在省博物馆的展厅中，彝族的龙头月琴、傣族的鎏金头饰等文物中均能看到龙的身影。龙元素的巧妙融入，展现了云南各民族人民对龙文化的独特理解与传承。

　　例如彝族月琴上的龙头装饰往往精致细腻，充满民族特色与艺术魅力。龙头部分采用精雕细琢的技艺，形态栩栩如生，威猛而庄重。龙角向上，龙口微张，露出尖锐的牙齿，呈现出一种蓄势待发的力量感，同时也形象地展现了对音乐韵律的渴望与倾听。在月琴的琴面部分精心雕镌了“双龙抢宝”图案，两条龙生动立体，栩栩如生，仿佛在争夺一颗璀璨夺目的宝珠。整体来看，彝族月琴上的龙头设计巧妙地融入了民族文化元素和神话传说，既保留了龙的威严气质，又赋予其浓厚的艺术气息和生活情感，体现了彝族人民对音乐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省博物馆展厅里还陈列着一件傣族银鎏金二龙戏珠头饰，通长21厘米，主体高8厘米，宽15厘米，重100克，正中镶嵌红色椭圆形大料珠1颗，左右各饰一龙，呈“二龙戏珠”造型，另有花瓣、鱼等具有吉祥寓意的装饰，龙眼、龙身、椭圆料珠等部位还镶嵌有几十枚精巧的红蓝小料珠，其下扣坠有链坠，并装饰有不同形态的饰片。整个头饰金光耀眼，生动而富有灵气。新颖、独到的设计和考究的做工，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美感。“二龙戏珠”是华夏文明中流行最广的神话意象之一，它以双龙对应为主的构图形式呈现，造型多变、千姿百态，是从古至今较为常见的装饰性符号。

　　云南龙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程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同时，也保持着自身独特的地域和民族特色。中原龙文化中诸如五爪金龙象征皇权至高无上、龙凤呈祥寓意吉祥如意等符号内涵以及艺术表现形式，在云南各地的工艺品、建筑装饰、民间习俗中逐渐渗透，并得到广泛应用。此外，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为当地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如“板凳龙舞”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就体现了云南人民将龙崇拜与日常生活、节庆活动相结合的独特方式，展现出极具地方风情的文化创新力。

　　在接纳并融汇中原龙文化的基础上，云南龙文化持续发扬着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个性，形成了既有历史渊源又有时代风貌的多元一体文化景观，生动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绵延发展的活力与魅力。甲辰龙年到来，云南省博物馆中还有许多龙文物龙文化等待着大家去鉴赏、阐释。

　　（刘思琪 作者单位：云南省博物馆；本文图片由云南省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