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云南的最后一科乡试

云南贡院腾蛟坊上的“为国求贤”匾 耿嘉 摄

云南贡院为国求贤坊在科举终结后转为东陆大学之门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恩科云南乡试，是云南举行的最后一科乡试。第二年，即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科会试和殿试后，在中国盛行了近1300年的科举取士制度落下了帷幕。

　　精心出题 不辱使命

　　据《光绪政要》记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农历七月十六日（公历8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力主改革科举：“科举为抡才大典，我朝沿用前明旧制以八股文取士，名臣硕儒多出其中，其时学者皆潜心经史，文藻特其绪余，乃行之二百余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弋取科名之具，剿袭庸滥，于经史大义无所发明，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规定从次年开始，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生童岁、科两考也要考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并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并明确规定“以上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

　　癸卯恩科云南乡试的内簾主考官是翰林院编修张星吉，副主考官是翰林院编修吴庆坻，同考官为田亮勋等八位云南知县级的官员。外策官为云南巡抚林绍年和光绪十六年（1890年）庚寅科状元、云南学政吴鲁等80人。主持考试和负责出考题的张星吉和吴庆坻虽然都是学问深厚的翰林院编修，对如何主持乡试和如何出考题都有一些经验，但该科乡试不考八股文，考试从内容到程式都与从前不同，衡文的难度也比以前大得多，必须认真考虑、仔细斟酌、反复磋商拟定出朝廷认可，考生能接受的考题，才能不出纰漏。二人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设计了一套既有时代特色又继往开来的考题。

　　第一场论题

　　一、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论

　　二、唐太宗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省内，数延见，问民疾苦、政事得失论

　　三、宋太祖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论

　　四、韩琦刺义勇，司马光力争之；王安石行保甲，司马光请罢之论

　　五、滇边形胜今昔不同，试举历代控制三方、舆地险易之势，博稽图籍，以筹边备论

　　第二场策题

　　一、东西诸国致富强之政，实与《周礼》隐合。试详加甄缉，引申其说，使学人知复古即维新、渐化中西畛域之见策。

　　二、泰西商务出口税轻，入口税重，所以防利源外溢也。且董以商会、平以商肆，辅以银行，以故商务日兴。中国自互市以来，利权渐失，朝廷特设商部，改订商约，应如何妥筹？抵制之方以收利权、裕度支策。

　　三、西人精研农学，具有专书。中国地广民稠，宜设农学、劝垦荒，采月西法，讲求树艺、畜牧为殖民阜财之计策。

　　四、兵强固在器利，然将帅非人，利器无用。泰西水陆将弁出自学堂，故将皆知兵，兵皆识字，其练将之法若何？称名将者几人？宜仂其良法实力，整顿武备学堂以储将才而菟军实策。

　　五、各国皆用金币，一时骤难仿行。宜广铸银元，精良画一，以就圜法之敝策。

　　第三场四书、五经义题

　　一、“固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义

　　二、“乐天下者保天下”义

　　三、“凡官民材必先论之，论辩然后使之，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义

　　统观这套考题，内容涉及古今中外历史、政治、军事、经济、科技以及云南的边防，即使是传统的四书、五经题也与当时的社会改革有关，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考题视野开阔、设计周密、用心良苦，张星吉、吴庆坻两位考官确为不辱使命之人杰。

　　优秀人才 脱颖而出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科云南乡试，参考的云南士子多达3769人，年纪最小的考生仅有十四五岁，年纪最大的考生竟有六七十岁。由于是最后一次乡试，大家无不摩拳擦掌，奋力一搏。放榜时，录取正榜66人，副榜10人，共76人，录取率仅为百分之二。其中解元（举人的第一名）为二十六岁的剑川人周钟岳，亚元（举人的第二名）为二十五岁的浪穹（今洱源）人杨中显。

　　周钟岳高中解元，其三场考试的试卷均得到考官们一致好评。云南著名学者海淞先生主编的《云南考试史·先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恩科云南乡试》对周钟岳一、二两场考试的答卷有如下详细分析：周钟岳选做的第一场第五题“滇边形胜今昔不同，试举历代控制三方，舆地险易之势，博稽图籍以筹边备论”，作者通过对古今滇边防务要略的对比之后，指出，云南过去所谓“九隘八关”的边防体系早已过时了。当今局势“英攘缅甸；法据越南。是为越、缅两防最为重大。”周钟岳还具体提出了新的边防体系。第一是“筹西防”——建议以野人山为其要地，“守野人山九道，以遏其阑入”；其次“孟良在潞江之滨，为边隅重镇”；“树浆厂……为藩篱锁钥要地，不可为外人所据”。第二是“筹南防”——建议先“屯兵于河口，而分防于那龙、龙脖、新店、老卡、茅坪、天保、董干、田蓬、诸沉，以为策应。”再以“九龙江之六要隘，木嘎、普里方之二要隘”作为后备防线，则“云南可守矣！”从该文阐述的观点可以看出周钟岳对云南的边防颇有研究。

　　周钟岳选做的第二场第四题“兵强固在器利，然将帅非人，利器无用。泰西水陆将弁出自学堂，故将皆知兵，兵皆识字，其练将之法若何？称名将者几人？宜仿其良法实力，整顿武备学堂以储将才而菟军实策。”周钟岳对这一连串问题的看法是：“兵器再好不如将与兵得人得练”。泰西“练将”是从小培养，“练兵”则常备不懈，且其武备教育不仅只是练习军事技术，更要学习数学、几何、史地等文化知识。“练兵”则重视战前演习，如其海军“选派至兵舰练习，风涛海操已熟，乃赴水师学堂学习驾驶”。等考试合格后，才可带兵打仗。并列举了惠灵吞（顿）、哈飞、毛奇、绿讷尔逊等西方著名将帅，称赞他们“非知兵识字，文武兼资者乎？”于是论称“练兵犹易，练将为难”。强调将帅必具有“胆识”和“技艺”——“审形势，演阵法，习测绘，精驾驶，认沙礁，皆为将兵者所有事。”同时，还须进一步学好战术学、营垒学、地势学等，因此，中国必须尽快办好武备学堂。

　　对于传统的四书、五经义题，周钟岳更是成竹在胸，写出了既符合儒家思想又颇有新意的优秀文章。第一位阅读周钟岳试卷的房考官冯江，对周钟岳的试卷极为赞赏，总批语是：“条陈详明，荐！”副主考吴庆坻的批语是：“深明大略，取！”正主考张星吉对周钟岳的试卷更是爱不释手，总批是：“老成硕画，中！”

　　周钟岳考中举人后，成为民国年间云南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周钟岳从日本弘文馆师范专业毕业，又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法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回国后，任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云南学务公所课长。昆明“重九起义”后，历任云南都督府军政部参事、参议院参事、登庸局局长、都督府秘书长等职。1912年任云南教育司长，1913年被袁世凯任命为滇中观察使，1914年任北京政府经界局秘书长，1917年任四川督军公署秘书长。1918年回滇，历任靖国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代理省长、省长、盐运使、秘书厅厅长、内务司长、民政厅长、省务委员、内务厅长、通志馆馆长等职。1939年后，历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总统府咨政等职。1953年任云南文史研究馆馆员，1954年担任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

　　周钟岳是一个政治家，教育家，更是知名文人和学者。长于写公牍的周钟岳，最受蔡锷、唐继尧的器重，他们的重要文电，多出自周钟岳之手，而他的书法得其舅父罗文昭及老师赵藩的传授，笔法雄浑、结构严整，留存于昆明五华山光复楼“光复楼”横匾、石林大石林景区的石刻“石林”、南京总统府大门“总统府”直匾等都是他亲自书写。周钟岳的诗文主要收编在《惺庵诗稿》《惺庵日记》《惺庵回顾录》内。他17岁便写诗，58岁时已作诗700多首，袁嘉谷称赞其诗“古体原本于韩，近体逼杜，诙奇之趣，工巧之对，妙造之格，苏为近之。”1917年底，周钟岳跟随唐继尧进军四川重庆，途经贵州毕节时，见战争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深感不安，写下了一首忧国忧民的七律：“山店烦冤劫后人，千村寥落甑生尘。贼来尚可兵尤横，生已无归死屡频。那忍疮痍看满地，孰能匍匐救凡民。伤心万物为刍狗，天地于今岂不仁。”

　　周钟岳的一生，著述虽然很多，但对后世最有影响的是他主持编纂的《新纂云南通志》。《新纂云南通志》以岑毓英监修的光绪九年《云南通志》和唐炯重修的光绪二十二年《续云南通志稿》为底本，旁参谢启昆《广西通志》、阮元《广东通志》、黄彭年《畿辅通志》、王轩《山西通志》、章学诚《湖北通志》，纪事自上古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全书共266卷，分装成140册，计648万余字，内容丰富、取材精当、持论谨严、体例完备、观念新进、多有创新，其成就不仅超过了云南历代编纂的旧方志，而且达到了民国时期全国新修方志的一流水平，是上世纪前期云南学术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精英群聚 成就斐然

　　包括第二名举人（亚元）杨中显在内的此次癸卯科云南乡试中式举人，绝大多数是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其中大部分人都在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过程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癸卯科云南乡试的66位举人中，有施尧章、舒嘉猷、闵道、张肇基4人挤上了末班车，考中了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连捷进士。其中昆明人施尧章，年仅十九岁就考中第二甲第五十九名连捷进士，是甲辰恩科年纪最轻的进士之一，官至吏部主事。舒嘉猷（1871-1946），鹤庆人，三十三岁时考中第三甲第十名连捷进士，官至四川通江县知县；入民国后，任永北直隶厅（今永胜县）厅长；其书法楷、行俱佳。闵道（1880—1909）字一之，蒙自人，二十四岁时考中第三甲第六十九名连捷进士。张肇基，宝宁（今广南县）人，三十六岁时考中第三甲第一百二十八名进士，官至河南濬县知县。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后，中国的科举考试终结，癸卯科云南籍举人中，仍有不少人因到国外留学或在国内的学堂深造毕业成绩特别优秀，而被清廷奖以专业进士的荣誉称号，如丁兆冠、金在镕、董玉书、赵文龙、丁中立、林嘉瑞、郑永清、王桢等，这些人中以丁兆冠、王桢二人为有名。

　　丁兆冠光绪癸卯（1903年）科乡试中举，甲辰（1904年）科会试不第，即选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留学。毕业回国后，应学部试，名列二等，授法政科举人；殿试一等，除内阁中书，改分四川即用知县。辛亥革命后，丁兆冠任四川财政部司长。不久，辞职回云南，任云南政法专科学校校长。丁兆冠因其才干一直颇受重用，民国十四年（1925年），历任云南省高等审、检两厅厅长，兼任司法厅厅长。民国十六年（1927年），云南省政府改组，任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尔后多次请辞未许，至1938年，再次坚辞，始获专任省政府委员。1949年12月，云南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丁兆冠为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云南省人民政府委员、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桢可谓少年得志，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云南乡试，年仅十八岁的王桢便考中了文举人，后入京参加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会试，但因该科会试是最后一科会试，竞争十分激烈而落第。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王桢入云南法政专门学校深造，宣统元年（1909年）毕业，因成绩优异，荣获进士头衔。民国二年（1913年），中华民国成立国会，王桢被选为众议院议员，赴京供职。其最大的成就是于1929年前后，以耀龙电灯公司股东的身份，被选为商股董事兼公司经理。王桢任经理的五年期间对耀龙电灯公司进行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改革与建设，公司发电量剧增，使更多的市民用上了电灯，而王桢在昆明也成为了响当当的名人。

　　癸卯恩科云南乡试虽然是最后一科乡试，但依然为当时的社会发展选拔储备了一批人才。这届乡试没有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中，不仅为当时的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现在的人才选拔，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价值。

　　（张佐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