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郑伯克与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从一开始就有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存在，并在稳定联大秩序、坚持抗战、宣传民主方面起到重要作用。1941年中共中央统筹安排，由郑伯克出任云南省工委书记，要求其把抓好西南联大党组织建设作为工作重点。中央及地方组织的持续努力和细致工作，对西南联大把握前进方向并发展为教育史上的奇迹起到了积极作用。

　　西南联大早期的中共组织

　　西南联大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所著名大学，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南下组建，先迁于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西迁入滇，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1938年5月4日正式开学上课，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5月4日宣告结束。西南联大在昆明8年，先后入校学习者达8000多人，正式毕业学生2500多人。

　　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期间，在此学习过的中共党员有206人。《北京大学校史》中记载：“当时，联大党组织是云南党员人数最多、最集中、力量最强的地下组织。联大成为云南地下党的主要阵地。”据《中共云南地方党史大事记（1919-1950）》记载，1937年9月下旬，南迁湖南长沙的北大中共党员8人，决定建立党支部。随后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于1938年10月建立临时党支部，力易周为书记。不久，中共长江局任命的青年工作特派员王亚文在联大建立了另一个党支部，指定徐贤议为支部书记。西南联大建党初期因此出现两个平行的党支部。随着学校人员逐渐增多，为了便于领导，于1939年7月合并为一个支部，1940年3月该支部扩大为总支。

　　1938年，中共云南省特委将“云南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与西南联大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合并，成立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云南地方部队”（仍称“民先”），并以中共党员和“民先”为骨干，成立了公开的进步社团——“群社”。“群社”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社员多时达200多人，前后参加活动的超过1000人。1939年9月，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云南省工委撤销了“民先”组织。《白区工作的回顾与探讨——郑伯克回忆录》中记载，“皖南事变”发生后，云南省工委决定疏散党员，把已经暴露的“民先”“群社”骨干约100人（其中有党员50多人）安全撤离学校，疏散到一些专县去，以教师、职员等公开身份进行隐蔽。经过这次疏散，西南联大在校的党员只剩下9人，联大党组织暂时被撤销。

　　西南联大早期，中共组织在联大做了许多工作，在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方面，卓有成效，由“群社”引领组织的各项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熊德基所著《我在联大从事党地下工作的回忆》记录到，“群社办了许多壁报，《群声》是以政论为主，经常对时事问题、校园生活发表评论；《腊月》以杂文为主；《热风》则专门发表杂文和讽刺漫画，图文并茂。”这些壁报大多宣传抗战、宣传民主，文笔犀利，成为了当时联大同学和教师包括很多进步青年的精神食粮。

　　郑伯克出任云南省工委书记

　　1941年6月，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共中央南方局将郑伯克派到云南，出任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入滇前曾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秘书兼分局书记项英的秘书、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秘书长、四川省工委巡视员、川西特委宣传部长兼文委书记等，调入云南后在云南工作十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局长、组织部顾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郑伯克来到云南时，西南联大党的组织工作及其活动已迈入低潮。郑伯克调任前在重庆红岩接受了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西南工委书记钱瑛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和指示，主要精神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及“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和“三化”（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的方法，要把西南党的组织建设成坚强的战斗的组织。刚到云南的郑伯克，面临着诸多的困难。皖南事变以后，为适应形势的变化，云南省工委依据南方局的指示，撤销了省工委所属的青委、工委和妇委等工作机构，决定西南联大不再设立党总支，党员由南方局增派的三位工委委员分别单线联系，横不超支，纵不越级，暂停发展新党员，严格组织纪律。《白区工作的回顾与探讨——郑伯克回忆录》记载，经过几年努力，省工委想尽一切办法，终于查找到前届省工委移交的172人党员关系，已离开云南未联系上的14人，共186人，以后又联系了一些人，完善了云南地方组织党员的联络关系。

　　按照云南省工委分工，郑伯克主管全面工作，并联系昆明市和滇西，还分管统战、军事等工作，直接分管西南联大的党组织。1943年春，西南联大组建了新的党支部，以马识途（马千禾）为书记，委员有何功楷、齐亮。抓好西南联大的工作成为省工委工作重点，当时与省工委联系的西南联大党员共有35人。《白区工作的回顾与探讨——郑伯克回忆录》上记述，郑伯克去重庆向南方局汇报云南党的工作时，主持南方局工作负责人之一的王若飞明确指示，云南党组织“以西南联大为重点是对的，以后要继续抓紧”。

　　通过隐蔽且认真严格的工作措施，云南省工委在抓好西南联大的工作上卓有成效，既保护了自己，更保护了群众。《白区工作的回顾与探讨——郑伯克回忆录》中记述，1944年6月，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赵澍向国民党中央报告说：共产党“在昆明的活动向不积极”。到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前，中共西南联大尚有三个平行的支部，四条单线联系，党员71人。

　　中国共产党对西南联大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及其地方组织在西南联大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

　　一是推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西南联大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就是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与时俱进。西南联大在昆明建立以后，三校的民主传统与云南的抗日民主运动相结合，掀起了民主运动新高潮，逐渐使昆明成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郑伯克出任云南省工委书记后，进一步强化了对云南民主运动的指导，到1944年，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已经建成一支能够密切联系群众有战斗力的组织。由西南联大党支部引导参与的包括“五四”纪念活动，7月7日、10月10日、12月25日等纪念日活动掀起云南爱国民主运动新高潮。1945年底由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领导的昆明“一二·一”运动，“揭开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序幕”。

　　二是争取地方实力派对联大的支持。《白区工作的回顾与探讨——郑伯克回忆录》中记述，“由于云南地方当局龙云同蒋介石排斥异己的政策矛盾日益尖锐，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对进步活动采取默许态度。”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帮助西南联大在云南得以扎根和发展，并保障了西南联大的民主精神和“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而这一环境条件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地方组织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亦是基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下的重要成果。

　　三是中共地方组织对联大师生的关怀。联大党组织积极贯彻落实“勤交友”政策，认真帮助解决师生的生活福利，协助师生到社会上兼职，增加收入；组织社团通过开辟壁报、戏剧、歌咏、体育活动来联系群众、团结群众。通过在交友中联络感情，既有利于党的工作的开展，也有利于联大的稳定。

　　四是号召努力学习，强调学习的重要性。《白区工作的回顾与探讨——郑伯克回忆录》中记述，郑伯克主持云南省工委工作后，“按照南方局的要求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精神，首先抓紧了对党员的思想教育。”要求有阅读能力的党员，自学马列主义书籍、毛泽东著作及《新华日报》。在此基础上，西南联大“支部要求党员和进步同学勤奋攻读专业知识，努力学好功课，在每次作业和考试中，取得高分”。在自上而下的学习号召下，联大持续保持着浓厚的学术氛围，并在思想、教学、科研等方面作出很大成绩。

　　五是重视统一战线，做好教授工作。全面抗战期间，学者名流云集昆明，民主空气浓郁，昆明成为文化和舆论中心。西南联大聚集了很多国内一流专家学者，他们的思想意识对学生具有极大感染力。因此，迅速统一这些名流教授思想意识工作，对于把握西南联大发展方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爱国民主运动和壮大人民力量至关重要。南方局先后派出华岗、周新民等人分别以中共党员或“民盟”盟员的身份，对昆明地区大学，特别是西南联大教授们开展工作，还组织了“西南文化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积极团结、争取名流学者。中共云南省工委和联大党组织团结教授工作成绩显著，吴晗、闻一多等教授快速统一思想，为后期的统一战线工作发挥了带头作用。

　　中共在云南的地方组织、在西南联大的组织，其秘密接入、快速反应、持续斗争的工作对联大的发展，对联大把握前进的方向，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谢本书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教授、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