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先秦政区的形成与取舍历程　秦朝作为制度之源，其政区体系被后来的历史朝代反复传承，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为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更多成果，并持续做好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本报邀请省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中华文明进行史学阐释，感知中华文明脉络温度，探寻中华文明浩瀚星河。

　　政区是国家建立的若干层级、不等幅员的行政区域，是国家管理地方和基层的重要方式。先秦诸多政区陆续从聚落演化而来，再经过取舍，最终少数被秦朝选取并构成其治理国家的政区体系。秦朝作为制度之源，其政区体系被后来的历史朝代反复传承，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是一个漫长复杂的历程，需要进一步研究阐释。

　　政区的形成

　　史前时期，人类的生存环境恶劣，人们以个体形式独立生活，很难存活下来。为了战胜生存困难，人们必须聚居在一起。当时地广人稀，人群都是分“块”散居在各地，并且“块”与“块”之间有着一定的间隔，这些“块”就是聚落。聚落应该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就出现了，比“国”出现的时间要早得多。

　　这些聚落的形态有所差别。随着人们居住分布“块”面积的大小或内部人数的多少，聚落有大小之分。《周礼·地官·遂人》记载，“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其中的“邻”“里”“酂”“鄙”“县”“遂”都是聚落，“邻”内部只有5家的人口，而“遂”则达到了1.25万家的人口，差别很大。不同聚落之间既有差别又有相似性，如位于丘地的聚落都可称为“某丘”或“丘某”。有的大聚落中还分布着规模不等的小聚落，形成相互统属的关系，如《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的“令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其中“乡—州—党—族—闾—比”的体系，就是大小相套、相互统属的关系。

　　为方便区别，先秦时期的人们逐渐给这些聚落起了不同的名称。据《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卜辞地名与古人居丘说》《中国古代山居考》《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等研究文献分析，当时的聚落名，有的是根据地势形状起的，如“丘”“虚”“陵”“阜”“京”“冈”“阿”“原”“隰”。有的则是根据人群聚居的形态来命名的。《周礼·地官·大司徒》中的“闾”“族”“党”最初都是聚落名，这些字都有“聚居之义”（清代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二上《释诂》，中华书局1983年），那么聚落“闾”“族”“党”都是以聚居形态来起名的。

　　聚落产生初期，主要功能是便于内部人群生存和互助。此时，聚落表现出了很强的自然属性。往往一个聚落里居住着呈自然聚拢状居住在一起的一批家户，每个聚落内部家户数量不定，相互间有着自然形成的、显性或隐性的区隔，聚落的边界和分布不规则、不规范，其内部没有所谓的管理官员，仅有一些因能力强、威望高或年岁大而出现的“首领”。

　　有人就必然会有差异，有差异就会有高低分化。随着人群内部分化的日趋明显，内部的矛盾也逐渐强烈。为化解矛盾，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中国大地上，一些大的聚落陆续演变成了“国”。相比于聚落，“国”有很强的社会性、政治性，代表内部一小部分人群去统治其他所有人群。这些“国”分布于不同的地方，数量很多，大小悬殊。《左传·哀公七年》中“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战国策·齐策》中“斶闻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荀子·富国》中“古有万国”，《吕氏春秋·用民》中“当禹之时，天下万国”等，都体现了新石器时代“国”的数量之多。虽然大聚落演化为了“国”，但其他小的聚落仍然保持着原先的状态，并随之分化到了不同“国”的内部。

　　“国”的统治需要相关资源。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社会的发展，“国”与“国”之间不免会产生竞争和矛盾，每个“国”都需要通过内部民众获取兵力和赋税等资源，以提升胜算几率。由此，“国”就产生了对内部民众控制和管理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每个“国”都对内部的聚落开展了行政化改造，即在聚落内部设立专门的官员来管理。另外，“国”的规模大，内部聚落数量多，这就需要统一、规范地将聚落进行编制，根据聚落的大小，划分成相互统属、不同级别，并形成体系。对同一级别的聚落，内部划分家户数接近的人口，且采取相似的管理方式。当然，先秦时期是通过不同时段的反复摸索、不断努力，在战国后期才形成这个管理体系的。

　　这些被“国”编制后的聚落就演变成了政区。先秦时期的政区和政区名正是由聚落和聚落名发展而来。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每一种聚落都发展成了政区，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实现了转化。一是由于聚落具有地域性特征，很多先秦政区最初只是在某些地域设置，如“丘”政区只设置于黄淮流域下游地区；“党”政区主要设置于东周时期的鲁国、楚国等国家。二是由于“国”的数量多，且每个政区都有所差别。如春秋时期的鲁国，将国家分为“国中”“乡”“遂”三大区域。在“国中”区域建立了“邑—乡—党”的政区体系；在“遂”区域建立了“遂—县—鄙—鄼—里—邻”的政区体系；在“乡”区域的不同地区，建立的政区体系也一样，有的是“乡—州—党—族—闾—比”体系，有的则是“县—乡—里”体系。这样，先秦时期就形成了很多林林总总的政区。

　　政区的取舍

　　政区形成之后，还有一个取舍的历程。

　　在先秦的诸多政区中，绝大多数仅在小范围内使用，如“党”“都”等政区。但也有一些逐渐在较大范围推广开来，被更多的“国”所采用，如“县”“乡”“里”。有些还被后来的历史阶段所传承，如“里”。被广泛使用和传承的政区，是因为它们便于统一规范管理，从而有力控制地方或基层。如“县”政区，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很强的集权功效，因此被后来的朝代传承和使用。

　　随着先秦时期后段国家的发展，特别是东周后期国家之间竞争和战争的加剧，几乎每个“国”都有对地方和基层进行更强有力管理的需求。诸侯国纷纷将境内的政区进行裁撤、合并，化繁为简。那些有利的政区被保存下来，并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进行再调整、改革，而不利的政区会被淘汰，如“党”政区在战国时期就逐渐消失了。再者，战国时期强国兼并弱国之后，会将后者的政区废除，将自己的政区推广过去，使得政区不断进化，数量逐渐减少。

　　最终，那些与时俱进的政区被传承，并最终被秦、齐、楚、赵、韩、魏、燕七国合并而建立的秦朝所采用，形成了秦朝“郡—县—乡—里”的政区体系。

　　（王进锋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