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是衡量生态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集中体现。10月13日结束的COP15高级别会议通过“昆明宣言”，这是COP15大会的主要成果。

　　10月13日晚举行的COP15高级别会议成果解读媒体见面会上，来自生态环境部国际合作司、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的专家们结合各自研究领域和工作实际对“昆明宣言”进行深入解读。

　　“‘昆明宣言’由中方本着开放、透明、包容的态度起草，各缔约方积极贡献智慧，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使‘昆明宣言’的内容更加充实和完善。”生态环境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夏应显说，“‘昆明宣言’释放了强有力的信号，向世界展现我们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决心。”

　　“我们希望宣言为加快并加强制定、更新本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优化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积极完善全球环境法律框架，增加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实施‘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所需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等相关内容磋商进程提供政治推动力。”夏应显说。

　　认真研读“昆明宣言”后，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高吉喜用凝聚共识、展望愿景、探索路径12个字来概括“昆明宣言”。

　　从凝聚共识来说，“昆明宣言”在缔约方之间达成了几个共识，包括：生物多样性对各国GDP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生物多样性丧失对经济社会和人类发展造成威胁，过去1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并不理想，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的原因等。在高吉喜看来，这4点共识的达成，对下一步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全球路径至关重要。

　　“‘昆明宣言’提出了很多路径的创新，尤其强调的是综合协调的手段，不仅是依靠单一的手段来解决生物多样性下降的问题。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不可能靠单一的措施、单一的行动、单一的国家来实现，必须发挥综合协调的作用。”高吉喜说，从综合手段来看，“昆明宣言”强调采取环境、经济和社会的综合手段，通过政府政策的制定，使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在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同时，增强惠益分享，更好地调动当地群众参与保护的积极性。从准则制定上来说，“昆明宣言”还强调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与其他公约协调推进。

　　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高吉喜认为近期可以实现的是：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后，各方都要制定和更新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计划；增强百姓参与的积极性，通过有效措施，确保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共进。

　　中国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所所长李俊生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从“昆明宣言”所涵盖的高度、维度、尺度3个层面分享了对“昆明宣言”的认识。

　　李俊生说，综观历史，从第一届COP大会至今，把生态文明写进倡议中尚属首次。从高度来看，“昆明宣言”从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个角度出发，站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强调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并提出的一系列举措，引导后期的保护和发展，高度之高前所未有。从维度来看，过去人们立足生物多样性保护本身来探讨保护问题，而此次“昆明宣言”则明确地从自然、经济、社会等方面深入地分析，全面覆盖陆地、海洋等各种生态系统，具有多元性。从尺度来看，生物多样性是由遗传、物种、生态系统3个层面构成的，“昆明宣言”从遗传惠益分享、物种规模、生态系统恢复方面阐释了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如何实现，并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路径怎么走。

　　“‘昆明宣言’还具有时效性、长期性和科学性3个特点。”李俊生说，从时效性看，我们都知道，通过10年的奋斗，“爱知目标”并没有实现，所以当前人类所肩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任务非常繁重。因此在这个时刻发布“昆明宣言”具有非常强的时效性，将对下一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动和框架制定产生积极引导和指导。从长期性看，“昆明宣言”主要围绕2030年制订目标，对未来10年到20年乃至2050年都将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从科学性看，“昆明宣言”明确每一个目标的实现都将通过严格的监测和评估来确保，具有很强的科学意义和价值。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说：“‘昆明宣言’是在人类发展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关键会议，发布的一个重要宣言，将会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产生深刻的正向影响。”

　　世界自然基金会此前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中指出，1970年至2016年间，全球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消亡了68%，地球生命力指数平均下降超过一半。

　　201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上制定的“爱知目标”，在2020年只有6个目标部分实现，绝大部分目标并没有实现，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拐点还没有到来。背后深层次的问题是，生物多样性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面临巨大威胁，但各方的努力和行动还不够。如果任由这种威胁持续，将产生不可逆的影响，未来再要进行恢复，投入将是巨大的，而且结果未必乐观。

　　“生物多样性持续受威胁和人类行动不力两者矛盾的根源是政治家、民众和科学家之间在保护与发展上的共识性不够，全球不同区域或国家间发展不平衡，全球经济和软实力不平衡导致的。”任海说。

　　任海表示，“昆明宣言”中多次提到了主流化和系统性变革，这两个关键词是针对过去履约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的“良药”，更是未来的行动宣言。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也是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由行政命令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转变的主要途径。主流化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问题。为了更好地推进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工作，应加强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强化科学和技术支撑、开发更有效的方法并出台指标体系、指南以及加强宣传教育等。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源于认识、立法、体制、资金、技术、能力和外部环境等方面，是系统性的问题，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变革才能解决。系统性就要注重目标导向、需求导向、问题导向、能力导向和效率导向，打通生态文明建设能力供给方面的短板。特别是要注重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的需求，提出相应目标，在理念目标、技术模式上进行变革性转变以保护生物多样性。

　　“我国在实践中依托‘生命共同体’理论凝聚保护共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克服利益分歧，遵循‘两山’理论协调保护与发展矛盾，可有效化解社会面临的‘转型变革’结构性难题。”任海说。

　　云南网记者 胡晓蓉 陈鑫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