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担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的邓拓，为了办好报纸，为报社引进聘任了一批人才。对于这批人才的成分，后来曾担任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主任的袁鹰说，基本上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原解放区具有办报经验的文化干部中抽调而来，一部分是从“国统区”中共新闻工作者中选调而来，而本文所述的谢兴尧，作为“沦陷区”的学者，则成为这两种成分之外的特例。谢兴尧进入人民日报工作，是邓拓所“推荐”。

　　“你就在人民日报社工作”

　　谢兴尧，1906出生于四川射洪，是一位精研清史，尤擅太平天国史的历史学家，也是位藏书家，与邓拓正是同道中书生。

　　谢兴尧在1927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31年毕业后，曾任职于北平女子一中、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等学校。出版过《堪隐斋杂著》《堪隐斋随笔》等著作，并整理有《荣庆日记》一部。藏书多为有助于自身研究的史部古书，尤重稿本收藏，并曾参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的纂修，其历史研究也因之别开生面。据收藏成书于上世纪40年代的《书林逸话》，颇为业界所注目。

　　邓拓正是在阅读了谢兴尧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章后，点名要谢兴尧到人民日报社工作的，时间是在1950年冬季。当时，邓拓要中央出版总署编审局办公室主任金灿然帮着联系谢兴尧，因为金灿然熟悉知识界的情况。还有一层，那就是金灿然与邓拓是延安时期的老友，经常为人民日报社写一些评论，两人也都爱好古籍收藏，保持着经常的联系。邓拓虽没有明确说要谢兴尧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但谢兴尧正处在等待分配工作的困难中，金灿然是知道的。正巧在这一年的秋季，谢兴尧经谌亚达介绍，带着书稿约见了金灿然和中央出版总署编审局局长叶蠖生。他们看了稿子，说是可以出版，当年就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一书。

　　一天，叶蠖生、金灿然交给谢兴尧两封信，一封是给人民日报社的，一封是给人民出版社的，但谢兴尧并不清楚信里的内容。谢兴尧先去了人民日报社，邓拓与他交谈后就说“你就在人民日报社工作！”并当即确定在理论教育组（即后来的理论部）当编辑，一两天后即可报到上任。随后，谢兴尧又去了人民出版社，社长王子野出面接待，问了一些情况。谢兴尧照实说，人民日报社已经要他过去工作。王子野也很痛快：“既然如此，那就去人民日报社吧。”

　　此诚可谓书生知交

　　谢兴尧报到后，邓拓又与他单独交谈了一次，并特意提醒说，你以前写文章都是署自己的名，但在报社重头文章均以人民日报社的名义发表，其他篇章也可以用笔名发表。谢兴尧虽说是编辑，但级别并不低，被定为行政十二级，享受的是正局级待遇。这对工作一时无着落的谢兴尧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安慰。

　　1955年10月，邓拓和吴晗、郭沫若等人向中央建议开掘十三陵，中央批复同意发掘定陵。定陵打开后，谢兴尧曾多次随邓拓前去观察，用他的话说是“探皇陵”。回程途中，他们多在颐和园聚餐。聚餐在后来的三年困难时期，让谢兴尧能有机会吃上一顿饱饭，这让他念念不忘，他曾在为邓拓所写挽诗的小序中写道：“常蒙老邓留饭，让我饱餐一顿。”

　　两人餐叙，很少涉及人民日报社的人和事，邓拓多是让谢兴尧提供明清的历史线索和相关史料，有时也谈书论画。这在1956年谢兴尧由理论教育组编辑调任人民日报社图书馆馆长之后，更为频繁。邓拓写作《燕山夜话》及《三家村札记》的资料，大多由谢兴尧交代给人民日报社图书馆的同志们提供。此外，谢还常陪邓逛北京琉璃厂。谢兴尧在《与邓拓论画》中说：自己买画的三原则是“真、精、廉”。邓拓说：“老谢，你这三原则太苛刻。既求精，又要廉，世上哪有这种道理？”所以，谢兴尧出手的多为旧书稿本或小件石章。这也是他能担任人民日报社图书馆馆长的一大原因。

　　在图书馆为报社宣传服务方面，邓、谢两人有着高度的共识，他们认为：为报社员工提供业余阅读服务居于次要地位，关键的是要有充足的资料与便捷的编目，“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当天见报稿的查对核实任务”。作为馆长，谢兴尧最为得意的是在他任上“该有的书都有了”，他称之为“初具规模”。谢兴尧所购多非新版，而是从琉璃厂淘选而来。其中有线装的珍本地方志、稀见的革命报刊、量少的根据地图书等等。“这些书刊，不少是我与老邓一道去琉璃厂觅回来的。”他曾对友人和同事说。

　　邓拓在1958年9月调离人民日报社时，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留别诗———《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1959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社举行全社人员大会送别邓拓。面对满场同事，邓拓当场吟咏了这首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听到诗中那句“文章满纸书生累”，谢兴尧拿出自己收藏的旧石图章，上刻“书生习气未能无”，请邓拓赏玩，意在宽慰鼓励。邓拓见此章篆刻精美，文字“合于吾心”，握在手心摩挲不忍释，谢兴尧遂笑以相赠。

　　此诚可谓书生知交。

　　（作者孟醒系文史学者、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