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何正喜的1556元超产奖该不该发？

养蜂能手何正喜（资料图片）　　

　　1977年，楚雄州元谋县大塘子村生产队会计李国有给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信，信里建议“将任务产量联产到组，对超产计划产量的组和对集体贡献大的个人给予奖励”。谁也没想到，这一封信不仅影响了大塘子村，也影响了楚雄州以及整个云南省的改革进程。

　　当时的元谋县委根据李国有提出的建议派出工作队实地调研，制定出一系列管理办法，新的管理办法实施一年后，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随后各县纷纷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相应的措施。为解决集体养蜂场亏损困境，1978年初，大姚县作出了《关于集体蜂场实行超产奖励和减产惩处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规定集体蜂场建立“四定一奖”（定面积、定产量、定成本、定报酬，超产部分奖给作业组，组里再评定到人）政策，切实推行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

　　《决定》下发后，大姚县农民何正喜主动站了出来，承包了大队的一个养蜂场。何正喜从小跟着父亲养蜂，耳濡目染中掌握了养蜂技术。1961年，他从部队退伍后回到家乡，打算继续发展养蜂“事业”，为了提高专业度，何正喜从书店购买了养蜂专业书籍，开始钻研养蜂技术。他利用工余时间，一边学习新技术，一边改进家中的养蜂方法，经过不断尝试改进，他的养蜂技术得到了很大提高。1975年大姚县赵家店公社毛稗田大队办起养蜂场，何正喜成为了专职养蜂员。

　　1978年3月，何正喜承包大队养蜂场后，一刻也不敢懈怠，把日常学习的技术运用于养蜂中，通过艰苦努力、精心饲养，蜂群饲养量和蜂蜜产量都超过了全县养蜂生产的最高纪录，当年产蜂蜜6274公斤，纯收入11384元，超收9029元，扣除国家对蜂蜜提价因素，实超收7782元，按承包时规定，以超产部分20%计奖，他应得奖金1556元。12月21日，赵家店公社召开按劳分配奖励兑现大会，何正喜戴着大红花坐上主席台，领到了1556元的超产奖金。1556元奖金在当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之前县里对农副业生产队的奖励大多是一些口缸、毛巾或象征性的奖金，这么高额的奖金可谓是稀有出现。

　　一石激起千层浪，何正喜获得超产奖金1556元的消息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979年1月17日，新华社以《养蜂能手何正喜获超产奖一千五百多元》为题向全国播发了通稿。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云南日报》等全国26家报纸转载了这条消息。与此同时，各地对何正喜这1556元奖金该不该发展开了争论。《云南日报》《楚雄通讯》以此为题专门开办专栏，展开了历时半年的大讨论。楚雄州从中得到启示，决定以“何正喜1556元奖金该不该发”为题，在全州干部、群众中开展一场讨论。大姚县随即召开了奖金问题讨论会，会议认为，如果不把奖金的合理性讨论清楚，就可能出现在制定下年生产计划时，一些队卡高指标，以致奖金拿不到，或者兑奖阻力增大等问题。讨论中，有的同志认为，何正喜超产1556元奖金并不多，这是何正喜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拿给农民，不会改变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性质；有的认为，何正喜的奖励完全符合《关于集体蜂场实行超产奖励和减产惩处的决定》；还有的认为，何正喜获得奖金是他对国家集体贡献的结果。但也有少部分同志认为，奖金额度太高，理由是养蜂可以利用现代化工具，能够避免一部分自然灾害影响……讨论的结果赞同发放奖金占了上风。

　　灯不拨不亮，话不说不明。经过热烈的讨论，得出了相对统一的结论，奖金是按劳分配的表现形式，是我国现行固定的劳动报酬制度的一种补充。而奖励制度的实行，才能更好地落实“四定一奖”政策，才能解决好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率，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步伐。这场讨论不仅促进了农业责任制的实施，捍卫了奖惩制度，同时也极大解放了群众的思想。《云南日报》在大讨论结束后作出总结：“我们从这场讨论的文章中，听到人民群众要求发声的呐喊，看到思想解放的火花。”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农村推行的一项重大改革，它的推行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云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端相对较早，它的推行是广大人民群众生产智慧的结晶，为云南农村生产力解放起到助推作用。对“何正喜1556元奖金该不该发”进行的一系列讨论，是我们在推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次破茧，正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和实践中，我们解放了生产力、消除了贫困、创造了发展的奇迹。

　　（端和巧 作者单位为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