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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滇风云】聂耳音乐人生的文化寻根
发布时间:2022年08月16日 11:08:33  来源: 春城晚报
聂耳

  【一览其人】

  聂耳(1912—1935),出生于昆明,祖籍玉溪。原名聂守信,字子义,又叫“紫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昆明走向世界的人民音乐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曲作者,中国新兴音乐的开创者,传播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

少年时期的聂耳

  根深方能叶茂,本固才能枝荣,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往往有着深埋沃土的牢固根基。人民音乐家聂耳,是昆明近现代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也是昆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符号和城市名片。过去对聂耳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他的音乐成就上,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对聂耳日记、手稿及相关档案、照片、遗物的整理发掘,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聂耳的音乐人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的。聂耳的文化根基就在家乡昆明,让昆明人倍感骄傲的是:昆明不仅是聂耳的出生之地、成长之地、学习之地,还是他的音乐启蒙和革命理想孕育之地。当然,落叶归根,昆明也是聂耳的长眠之地。

  在昆明出生并完成学业

  人民音乐家聂耳,祖籍云南玉溪,出生成长于昆明这座美丽的城市——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昆明市甬道街73号名曰“成春堂”的中医家庭。父亲聂鸿仪早年从玉溪老家来到省城开药铺。后来,聂家又先后在威远街112号、藩台衙门菜市铺房、端仕街44号居住过,这四地一共陪伴聂耳走过儿童、少年、青年的18年。

位于昆明甬道街的聂耳故居

  在聂耳幼年时,父亲教他识字,发现他记忆力特别强。4岁时,聂耳已认得500多个字。父母高兴地说:“老四将来有希望。”聂耳一家连上父母和他的兄弟姐妹共8人,聂耳最小。初小、高小、初中、高级师范,他的所有学业都在昆明完成。1918年,6岁的聂耳由亲友垫付学费,在昆明县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今长春小学)读初小,勤奋刻苦,成绩优等。1922年,10岁的聂耳转入私立求实小学(今昆明市第十中学前身)读高小,成绩甚佳、品行高尚,被选为该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学生音乐团指挥等,并曾荣获该校第一号学生奖状。1925年,13岁的聂耳插班考入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今昆明第二中学)走读。1927年秋,15岁的聂耳初中毕业后,历经三榜考试,以优异成绩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中部(此校前身是云南省师范学堂,先后在五华山、光华街办学,最后迁往潘家湾,即后来昆明师专原校址)主修英语,向亲友暂借保证金、书籍费以及住宿的被褥才得以入学。

  家庭与社会的音乐启蒙教育

  聂耳很早就显露出对音乐的兴趣,母亲彭寂宽、邻居邱木匠、挚友张庾侯、法裔英文教师柏西文以及宏文学社、求实小学等都在聂耳的音乐启蒙教育中产生过重要影响。

  彭寂宽既是一位名中医,又熟悉当地的各种民歌,还会唱云南的花灯调、洞经调、扬琴调等。母亲吟唱的歌曲让小小聂耳受到了民间音乐的熏陶。邱木匠喜欢吹笛子,主动教聂耳和他的两个哥哥吹笛子,三兄弟把过年亲戚给的压岁钱拼凑起来,买了一支笛子和一把胡琴,刻苦地练了起来。母亲也特别支持聂耳参加音乐活动。聂耳的二哥聂子明回忆说:“我与三弟聂叙伦、老四聂耳,都在‘宏文学社’学过洞经音乐,是我母亲拜求端仕街的一位邻居介绍进去的。那时,聂耳还在上小学,大概10岁。我学二胡,聂耳什么乐器都搞,一学就会。”聂耳在“宏文学社”的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用洞经音乐“宏仁卦”创作《翠湖春晓》奠定了基础。

聂耳的小提琴

  聂耳在求实小学读书期间,参加了学生音乐团,接受了民乐合奏训练,对音乐的兴趣渐浓。原求实小学校长苏鸿纲在一封信中讲到:“聂耳在求实小学读书时,生性纯洁、活泼、天真,爱广大同学,有正义感及忘我精神。聂耳除研究科学外,特别对音乐感兴趣。他觉得音乐有趣味、有美感。求实小学有个小乐队,不到10个人,聂耳是乐队的主力成员。这个乐队的主要乐器有风琴、胡琴、笛子、三弦和月琴等。由于聂耳接触的乐器比较全面,歌谱也熟练,大家就推荐他担任乐队指挥。”

1924年,昆明求实小学学生音乐团与教师合影,前左2持三弦者为聂耳。

  端仕街的邻居张庾侯是省师附小的青年教师,与聂耳是亲密的音乐挚友。张庾侯回忆说:“有一天,我正在屋里练琴,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是比我年龄小一点的邻居,他彬彬有礼地介绍自己是隔壁的聂守信,常常听到我演奏小提琴的声音,十分动听,实在是令人向往,希望交朋友,学习拉琴。我说我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我这里有小提琴和曼陀铃,你可以随时来练。他高兴地说‘太好了,我一定常常到你这里来,向你请教学琴’。”从此以后,聂耳一放学就总往张庾侯家里跑。

  聂耳和张庾侯还一起到英语学会补习英文,在这里又认识了教英文的法国人柏西文。柏西文除了教二人英文外,也教他们五线谱和钢琴。后来,柏西文到云南美术专科学校任音乐系钢琴教师,聂耳和张庾侯又跟着去美术学校上钢琴课。聂耳在那里第一次听到舒曼、莫扎特、贝多芬等世界音乐大师的名字和乐曲,听到了《马赛曲》《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工农兵联合歌》等中外革命歌曲。在这段经历中,聂耳既学到了丰富的音乐知识,也对英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为他考入省立师范学校英语部、后来在上海到英资的百代公司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础。

  进步思想与革命理想的孕育

  1925年,聂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昆明的传播。在新思想、新文化的热潮中,各种进步社团纷纷成立,影响了思想活跃、善于思考的聂耳。他开始关注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聂耳在1926年的作文《我的年假生活》中总结了自己生活中重要的四件事情:自修工作、爱国运动、社会事业、身心锻炼。

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毕业证书

  在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读书期间,聂耳结识了比自己大两岁、也喜欢话剧的李生萱(艾思奇的原名)。当时,昆明各中学代表商定以省一中为中心举办音乐会,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和社会青年参加到爱国运动中来。聂耳率乐队前来演出,节目却是传统的《梅花三弄》《小桃红》《悲秋》之类。李生萱直率地说:“你们要是能演奏些振奋人心的曲子,效果一定比现在好得多!”聂耳却苦于没有这样的曲子。李生萱就说道:“你为什么不自己写曲子呢?你想成为音乐家,就应该自己作曲,你一定能够作曲!”聂耳深受鼓舞,立下了“我要写一首中国的《马赛曲》”的高远志向。

  1927年,聂耳进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思想有了更大的转变。这个时期,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云南地下党组织也遭到破坏。1928年,赵琴仙、陈祖武、罗彩等云南共产党员被捕,聂耳亲眼看到了这些革命者的牺牲,触动很大。据聂耳的同学郭辉南回忆,他带着聂耳到翠湖见到了当时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李国柱。聂耳参加了李国柱组织的“读书会”“青年努力会”。1928年,16岁的聂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学习革命理论、讨论上级文件、刻印张贴传单、游行示威等活动。他在作文《我的人生观》中疾呼:我们的自由究竟得着多少,完全是在几个军阀政客包办的政府手里;我们应当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

  文化码头的“新音乐”开路先锋

  如果说聂耳在昆明已经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教育,那么在上海这座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城市,他成为了一名用音乐进行革命的战士,他最重要的音乐成就几乎都是在上海完成的。他在上海破茧成蝶,实现了自己的音乐梦想。

  聂耳不属于上流社会,也不属于底层社会,他是中间的观察者,既看到了富人的骄奢淫逸,又看到了穷人的饥寒交迫。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聂耳在日记中多次谈及此事,字里行间无不透露悲愤之情。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聂耳的内心又受到了很大冲击。在上海电影界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夏衍、田汉的亲自培养下,1933年初,聂耳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一名革命战士。这期间,他创作了《开矿歌》《码头工人》《卖报歌》《大路歌》《毕业歌》《告别南洋》《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等一系列大众性、民族性歌曲。这些作品在上海乃至全国音乐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掀起了“新音乐”运动的浪潮。

1933年,聂耳在上海表演。

  聂耳对“新音乐”之“新”的理解,是受了革命文学的启发而形成的文艺观念。聂耳在日记里写道:“看了几篇革命文学论文,指示给我现在艺术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要大众化。非集团的,不能和大众接近的是成为过去的东西了,它是在现社会里所不必需的……今后,我的研究和创作文艺的方针将改变了,不再作个人的呻吟或以个人的革命性的表现去影响群众。”聂耳接受的是与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的“新民主主义”文艺观,他的“新音乐”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更多是偏向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音乐,而非西方音乐史上的古典音乐。

  在电影工业、唱片工业迅速发展的上海滩,聂耳扮演了更为直接的音乐人角色。从世界电影史的技术发展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刚刚从默片时期转入到有声电影时期,聂耳抓住了机会,为《桃李劫》《风云儿女》等电影配乐。聂耳凭借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进入百代公司并担任音乐部副主任,接触到了一整套唱片生产制度。聂耳在曲目策划、音乐创作、录音制作、出版发行等方面表现出一专多能、多才多艺的才情。

  《翠湖春晓》里的乡音乡情

  聂耳的音乐种子在昆明发芽生长,在上海开花结果。他的民间曲调代表作《翠湖春晓》,正是在这种时空转化中结出的一朵璀璨之花。《翠湖春晓》既表达了聂耳对昆明翠湖的思乡情愫,又体现了聂耳的创新性,成了聂耳的艺术名片,成了昆明的音乐地标,更成了中华国乐中的一枝奇葩。

  1933年,聂耳连书两信。在致母亲的信中写道:“现在我想在中国的各地民间歌谣上下一番工夫研究,请三哥帮我收集一些寄来,不论什么小调、洞经调、山歌、滇戏牌子都要。千万急!!!”在致家乡友人张庾侯的信中又写道:“我要请你帮忙收集一些云南的民谣、民歌、山歌……我们到杭州去拍外景,倒很有趣,我相信几年后的翠湖,并不亚于西湖。”

  聂耳对家乡至少展现出了两重牵挂:一是故土的民族民间音乐——乡音;二是“昆明的眼睛”翠湖——乡情。聂耳根据昆明洞经音乐改编而成的民族管弦乐曲《翠湖春晓》,以洞经音乐中的经腔《老卦腔》为素材,运用了“增板加花”的变奏手法。乐曲由慢而快,跌宕起伏,惟妙惟肖地再现了翠湖九龙池晨曦初露,晴空丽日,天人合一,风情万种的诗情画意。一年之后,1934年6月29日,上海东方百代公司国乐队录制了《翠湖春晓》,实现了聂耳的乡土音乐梦。

  当时演奏录制《翠湖春晓》的只有4个人。聂耳负责选曲及领导,王芝泉负责二胡、扬琴,陈中负责二胡、箫,林志音负责笛、铃、鼓,徐骏佳负责琵琶、笙。王芝泉说:“由于人手不够,他(聂耳)要我们每人多学几种乐器,他写曲子也根据我们现有的人数来考虑,同时演奏的乐器不超过4种,但全曲间的乐器并不少。于是我们演奏的时候常常放下这个乐器又拿起那个乐器,一个人操两三件,听起来很热闹。”《翠湖春晓》处于传统社会与现代文明的交汇之中。就昆明而言,古老的洞经音乐熏陶了聂耳的艺术心灵,让他在新民乐创作中独树一帜。如今,《翠湖春晓》已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合奏中常演常新、经久不衰的曲目。

  热血创作《义勇军进行曲》

  1934年,在夏衍、洪深、蔡楚生等左翼戏剧、电影人士的支持下,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成立。同年底,电通公司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上映,主题歌《毕业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成了当时上海乃至全国广为传唱的校园流行歌曲。

  在《桃李劫》热映之际,田汉写出了《风云儿女》的故事梗概。田汉被捕入狱后,夏衍接过《风云儿女》的创作,将其编写为电影剧本。聂耳得知此事后主动来“抢工作”。据夏衍回忆:“记得1935年,田汉同志被捕,留在我手边的是一个电通公司决定了要拍的、写在几页十行纸上的《风云儿女》的影片梗概。我替他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交给了导演。几天之后遇到聂耳,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听说《风云儿女》的结尾有一个主题歌’。我给他看了电影剧本,这个剧本的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的那一首歌,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

1934年夏天,聂耳(左)与田汉在上海合影。

  《风云儿女》的电影导演许幸之记得聂耳兴奋地向自己诉说着创作的甘辛:“我(聂耳)写这个曲子时,完全被义勇军救亡的感情激动着,创作的冲动就像潮水一样从思想里涌出来,简直来不及写。初稿倒是一气呵成的,两夜工夫就写好了。可是写好之后倒花了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来修改。”

  为了完成《义勇军进行曲》的修改,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1935年4月,聂耳乘船从上海到日本,修订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并从东京邮寄回国。5月3日,百代公司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录音。令人遗憾的是,天妒英才,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藤泽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身亡,再也没有回到中国。

  《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面世,很快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全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高昂战歌,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用自己的血肉,筑成万众一心、团结御侮的新长城。多少仁人志士、热血儿女高唱着、呼喊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的乐曲和口号,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赓续传承聂耳音乐文化精神

  聂耳的音乐对中国现代音乐尤其是主旋律音乐的形成发展,产生了广泛和持久的影响。最为著名的是他的《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也由于国歌的缘故,聂耳成了国家的、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聂耳所获得的殊荣是他生前未曾料想到的。在家乡昆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修建了西山聂耳墓和聂耳塑像,翠湖公园建起了聂耳塑像,复原了昆明甬道街聂耳故居等,以聂耳的名字命名组建了昆明聂耳交响乐团,成立了昆明市聂耳研究会。2019年,收藏在云南省博物馆的聂耳使用过的小提琴入选“国宝档案”,电影《为国而歌》成为新中国70周年献礼影片。聂耳就读过的初小、高小、初中、高级师范学校,即今天的长春小学、昆明市第十中学、昆明市第二中学、昆明学院均长期开展“传承聂耳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校园主题文化活动。这些活动传承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使人民音乐家聂耳爱国爱乡、刻苦学习、热爱生活、追求革命、抱负远大、勇于创新和为国而歌的精神,在云南代代相传。

位于翠湖的聂耳塑像(照片均来源于昆明聂耳纪念馆)

  【后记】

  始终向着自己的使命前进、前进、前进进!

  人的天赋加上勤奋与热情,终究能成就一生的事业。20世纪初叶,文艺青年聂守信对音乐执着的追求,和他与生俱来的对一切新鲜事物所饱含的激情,令他23年的短暂人生充满了传奇,也充满了价值。

  从文化认同来说,聂耳完成了身份确认与“新音乐”精神的协同共建。聂耳有双重身份,一重是音乐家的职业身份,一重是共产党员的政治身份。聂耳对文化认同的理解正是从身份的确认中开启的,并集中地体现在了“新音乐”创作中,如《卖报歌》为街边报童所写,《饥寒交迫之歌》为劳苦大众所写,《铁蹄下的歌女》为卖艺歌女所写,《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民族所写。他用这样的音乐来凝聚人心、唤醒国人,赋予音乐更多的社会属性,彰显出时代精神。

  纵观聂耳短暂的一生,他是个纯粹的人,孝纯粹、爱纯粹、音乐纯粹、信仰纯粹。只有这样一个纯粹的人,才不会被大上海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所迷惑,始终向着自己的使命前进、前进、前进进!这就是聂耳,值得青年人学习的聂耳。

责任编辑:何宣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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