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文联主席，《芳草》杂志主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品：《挑担茶叶上北京》《天行者》《凤凰琴》等）：

　　七彩云南的每一处都有自己的美妙。多年前，我到元谋县拜访过一百七十万年前使用火焰的元谋人，到彝良县见识了独一无二的二十世纪初设立的彝良县牛街分县，到万里长江第一湾采访过长江源头的第一座水文站石湾水文站。这次采风印象最深的，是闻一多先生的牺牲地。

　　我和闻一多先生都是湖北巴河人，闻一多先生家在巴河左岸，我家在巴河右岸。那天因为下雨，行程较为匆忙，但我还是特意请朋友带我去了昆明西仓坡，就是闻一多先生遇难的地方，回想当年先生遇难倒在血泊中的情形，我感到很悲壮。当人们将所有赞美献给西南联大，献给那些活到能为国家强盛作出长久贡献的了不起的学者们的时候，我们更要牢记，正是英年早逝的闻一多先生的风骨与血性，支撑起这座充分体现知识分子特质的雕像。

　　“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闻先生不仅这样说，更是用自己的生命来践行。对当代作家来说，万变不离其宗，文学作品所要表现的依然是对这个时代、对脚下的土地、对生你养你的人民的爱。

　　关仁山（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代表作品：小说《白洋淀上》《日头》《大雪无乡》，长篇纪实文学《感天动地》《太行沃土》等）：

　　从西南联大旧址到闻一多旧居，回顾那个年代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闻一多是有风骨的文人。他是见自我、见天地、见灵魂的人。而西南联大是为后来新中国各行各业奠基，特别是文化奠基的一个学校。站在民族复兴的历史长河中来看，这个学校具有独特的价值，它的精神力量和人才输出为新中国带来了璀璨的光芒。这次，我带着敬仰之心来到这些旧址遗迹，愈发感到当代的知识分子要向闻一多先生学习，练就一身为国家、为艺术献身的风骨。

　　顾建平（《小说选刊》副主编，编审，曾获首届黄宾虹美术奖。著有评论集《无尽藏》、散文集《冬天我到南方》）：

　　这几天一直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穿越，看了西南联大的几处历史遗存，看了在中外交通、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碧色寨，还有查尼皮。

　　1928年10月13日，在蒙自查尼皮村一间矮小的茅草屋里，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大多牺牲了，而且牺牲时非常年轻，看着他们的遗像、简介令人痛心。共和国今天的强盛、中国人民如今的幸福生活实在来之不易。重温近现代史，瞻望文化前辈、革命先烈的遗迹，可以让我们笔底的文字更具力度、深度，也更有厚重感。

　　黄宾堂（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代表作品：《生命潮汐涌动的世界》《距离与空间》等）：

　　现在想来，离上一次到云南已过去十几年。上次在大理、保山，看到了多民族既有差异性又相安融合的风情，感受到了中缅边境地区居民和谐交融的日常生活，在腾冲，去了国殇墓园，感受到了在民族危亡中悲壮奋起血肉相搏的民族精神，让人记忆犹新。

　　这次到云南，走的是西南联大线。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如同屹立不倒的精神堡垒。这是一群文化精英共同坚守和铸就的。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动，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信念勇气和精神价值，他们教育救国，是一群不扛枪的战士，在中国的教育史、文化史以至抗战史中留下独特而永不磨灭的印记，永远值得后人仰望和铭记。

　　顾建平：

　　我第一次到云南是1993年，距今已经将近30年。30年间，我到云南不下50次。这些年来，云南从城市面貌、道路交通、旅游服务、乡村景观、文化建设，到当地人的着装服饰、精神面貌、言语谈吐等，都有了巨大的变化，云南的现代化建设与全国同步，有些方面甚至超前几步，走在全国的前列。云南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多民族文化、旅游文化、茶文化都是闪闪发光的金字招牌。还有如西南联大、红色遗迹、香格里拉、茶马古道等，放到全国也是非常吸引眼球的。云南的发展，把经济和文化结合起来，生态环保，可持续，促进社会和谐，是五个文明建设的样板。

　　张者（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品：《桃李》《零炮楼》《文化自白书》等）：

　　我来云南多次了。谈起云南的变化，有变有不变。云南是全世界人民的旅游目的地，这一点不能变，她不能变老也不能变小，她应该永远保持着美丽，保持着她的魅力。当然，在城市化进程中，每一个城市都在变。云南的城市肯定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是随着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发生的，基础设施有了极大的改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但在这种变化中，云南的灵魂还在，这尤其让人惊喜和欣慰。丽江的古城还在，那些唱民谣的美丽姑娘还在；大理三月的好风光还在，美丽的香格里拉还在；梅里雪山还会时不时地显露出金色之顶，让有缘人一睹光芒。云南是以不变而应万变，比如那美丽的云彩，总是多姿多彩却又变幻无穷。所以云南是唯一的也是难得的。

　　谭旭东（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品：童诗集、新诗集《母亲与孩子的歌》《夏天的水果梦》等，文学理论批评著作《重绘中国儿童文学地图》《寻找批评的空间》等）： 

　　我之前也来过云南，感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我主要是做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创作是我的业余爱好。很庆幸的是，我有三位硕士生和博士生是来自云南的。来到云南采风以后，我感觉这里有壮美而不乏秀丽的山河，有五彩斑斓的地方文化，丰富的民俗文化和民族风情，这些给我很多创作启示。实地考察能直接提供丰富的创作素材，我觉得云南既可以让我写出优美的诗篇，也可以写出抒情的散文，还可以写出幻想联翩的童话，这次采风可能会变成我业余创作的一个新引擎。

　　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研究，都离不开生活，离不开自己热爱的土地和家园，云南是中华大家园的一部分，云南的历史文化也是中华历史文化的璀璨部分，我坚信随着对云南了解的深入，会对她产生更深沉的迷恋和热爱。

　　范稳（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云南省文联副主席。代表作品：“藏地三部曲”、《吾血吾土》《重庆之眼》《太阳转身》等。曾获多个国内重要文学奖项）：

　　云南是一个文化资源和历史资源丰富的多民族大省，拥有25个少数民族和灿烂的历史文化。作家对精品力作的追求不仅是社会的需要，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云南省作家协会希望每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传世作品，尤其要鼓励这些少数民族作家书写传承本民族文化的文学作品。

　　由于云南民族文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培养少数民族作家需要时间，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从大山走出来许多少数民族作家，但他们的知识构架和文学基础相比文化发达地区有较大差距，不过也可通过后天的努力来弥补。这次我们请全国优秀的作家，在蒙自指导本地作家并进行交流，受到了广大基层作家们的热烈欢迎，从而也潜移默化地让他们朝着文学的殿堂又迈进一步。

　　徐剑（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代表作品：长篇报告文学《天晓—1921》《大国长剑》，长篇小说《导弹旅长》，散文集《岁月之河》等）：

　　我是云南人民的儿子。我16岁从云南去到北京，61岁退休又回来。我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感情。云南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于是就有了西南联大的奇迹。这一次和作家朋友们一同探究云南、鉴赏云南，有了新的收获和启发。

　　我刚走进西南联大纪念馆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哽咽，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不是因为泪点低，而是我看到了一个多难的中国，特别是我在闻一多先生的诗歌中看到“南渡北迁”几个字的时候。在那种烽火连天的恶劣环境下，有一波莘莘学子从北方撤往南方执着追求。那段历史赋予云南的，是灾难，也是厚爱。它聚集了中国所有学界的精英，他们给予了云南最大的馈赠。在那个苦难的年代，这批精英给云南带来了八年教育九千学子。即便是离开了的大师，也把文墨和治学精神留给了云南。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云南作家，感觉写实作家们挖掘云南故事还远远不够。特别是西南联大的故事，它送给了云南人民一份教育的厚礼。那些大师把自己的青春、理想、抱负、家国情怀献给了云南。他们一边躲避轰炸一边坚持教学，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竟然走出了那么多的大师级人物，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邓稼先。大师精神是大家精神，是留给中国所有作家的精神。

　　云南不乏好作家和好作品，缺的是广泛宣传和包装。虽然我们地处西南边陲，但我们要有大格局、广视野、家国情怀和国家意识，并且要动员各方力量努力，从云贵高原走向文学高峰。

　　关仁山：

　　如何利用好“五个故事”的资源，创作出文学艺术精品来鼓舞社会是值得深思的。云南在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方面都走在前列，如今，“七彩云南”的口号已经打出去了，但对于“七彩云南”的内涵还有待深入挖掘。西南联大的故事虽然已经拍成了一些影视作品，但还远远不够。对于西南联大时期的相关人物应进一步深入挖掘细节，讲述好他们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后这段时期波澜壮阔的故事。我们也不能就这个阶段看这个阶段的事，应站在历史长河中来考察。“五个故事”的精神，与今天在民族复兴中中国人砥砺奋进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在新时代，我们既需要艺术表达，也需要真实表达，并且要站在一定高度。

　　范稳：

　　西南联大不仅是云南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也是全民族甚至是全世界的珍贵财富。它影响深远，学子遍布世界各地。挖掘这笔伟大的遗产，学习整理并精彩呈现不仅仅是云南作家的使命，而应该是全世界作家的共同责任。云南的文学、戏剧、歌舞、绘画、书法等各个领域的艺术家为西南联大故事挖掘和呈现做了很多工作，也为伟大的题材奉献了智慧和力量。这次采风活动让西南联大通过文学形式广为人知，是弘扬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有益探索。

　　顾建平：

　　我对云南文学现状的整体判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所强调的，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新时期文学四十余年里，产生了众多优秀的作家，发表、出版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我与云南文学界有很深的渊源，与李乔先生以下的几代云南作家都有交集，也是他们代表性作品的编辑或出版人。当前，中国作家协会正在积极推进“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等文学项目，为新时代山乡铸魂，让我国的文学从“高原”向“高峰”攀登。建议云南的作家们一边写作一边思考，不断校正方向，方向比速度更重要。节制自己的才华，养精蓄锐厚积薄发，用自己多年的训练、思考和勤奋，书写新时代云南的山乡巨变、都市巨变、人与环境的巨变，让自己从优秀走向卓越，勇攀文学新高峰。

　　范稳：

　　我曾经以为沧海变桑田需要一千年、一万年，而现在只需要几年的时间就能感受到变化。这种巨变只可能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实现。文学创作要有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感，如果匆忙创作，就有可能失之偏颇。尽管如此，我们的作家在现场记录时代脉搏，将这段历史真实生动地保存下来，今后人们也可以通过这些文学作品，了解到我们当下的生活面貌。我们应该努力打造与时代同步，既有时代特色、历史真实又有文学价值的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