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弘扬先贤精神　不负时代重托

今年是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为弘扬费孝通先生以及民盟先贤爱国奋斗的精神，继承民盟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优良传统，民盟云南省委会、民盟昆明市委会拟于12月1日联合举办纪念费孝通老先生诞辰110周年庆祝活动暨“从乡土中国到乡村振兴”主题研讨座谈会。为了开展好此次座谈会，民盟云南省委会、民盟昆明市委会面向全盟征集文稿。

收到征集通知后，多个基层组织、多个专委会和多位盟员围绕本次会议主题以及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乡村教育文化事业发展、社会治理、生态环保和美丽乡村建设等专题，深入调研，积极参与，精心撰稿投稿，最终确定优秀论文11篇，入选论文15篇。本期《民盟之窗》摘要选发。

激活乡村文化资源

省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云南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朱旗：

82年前，费老为了探索内地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寻找改变农民生活状况的办法，同其学生张之毅在云南禄丰、易门、玉溪的三个村子开展农村调查研究，形成了关于云南农村调查的三本报告：《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云南三村》是这三篇调查报告的合集。“禄村”“易村”“玉村”是当年费老为了调查研究方便所取的学术名称。“禄村”，实为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金山镇大北厂村。“易村”，为楚雄州禄丰县恐龙山镇九渡村委会李珍庄村，当年属玉溪易门县所辖，所以叫“易村”。“玉村”，是玉溪市红塔区玉带路街道办事处中卫社区村委会。最近，我特地去了禄丰县李珍庄村一次，走访了费老当年居住生活过的场所，拜访了知晓费老故事的老人，身临其境，感慨很多。其中主要有这么三点体会：一是提高调查研究能力要选好调研对象。我们要向费老学习，搞调研首先要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目标导向，预先研究党政所需、明确调研任务、选好调研对象。二是提高调查研究能力要深入细致踏实。我们要向费老学习，沉下心、俯下身，善始善终、善做善成，以老老实实的工作态度和科学严谨的工作方法，下更大功夫，深入细致踏实地开展调查研究，在把情况摸清摸透摸准的基础上，提出好建议好意见。三是提高调查研究能力要依靠人民群众。我们要向费老学习，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和群众融合在一起打成一片，洞察群众需求，虚心向人民学习，才能耳聪目明、心中有数，才能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困难发现出来，把群众的意见、诉求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成绩总结出来，提出接地气的、有可操作性和前瞻性的意见建议。

民盟四川省委会：

费老与四川颇有渊源。他曾于1950年和1991年到四川视察和调研，对于四川的发展有许多论述，在今天四川处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关键期之时，发掘费孝通学术思想对四川乡村振兴的现实作用，从中获取思想和行动的有益有效成分，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费孝通的小城镇建设思想为四川乡村振兴解决“城市病”“乡村病”提供了思路。四川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应当大力建设小城镇，推动城市的人才、科技、资本等资源流向小城镇，发挥小城镇作为农村人口“蓄水池”的作用，帮助乡村激发内在活力，使乡镇经济和乡镇产业蓬勃发展。无论是乡村工业化还是小城镇建设，费老明确提出了不能忽视农民主体地位的观点。尽管费老的乡村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在解答乡村何去何从这个问题上，费老的诸多思想与现今的乡村振兴战略又一脉相承。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兴旺，并不仅仅是费老所倡导的创办乡村工业，而是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实现农业、工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特别是农产品销售和乡村旅游业）的协调发展。同时，费老乡村经济思想启发了乡村产业振兴的实现方式，他强调乡村工业要引入先进技术。

此外，费老依据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情况，提出乡村应当谋求原有的工业组织变质，创造新的乡村工业组织以适应新的技术带来的冲击，即建立家庭工业的合作组织和服务工厂代替作坊。这促使我们思考，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产业结构势必会产生新的变化，原有的乡村组织结构也要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建立以村为单位的特殊类型企业，以组织、管理、协调和监督农村产业生产。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政协副主席、民盟金坛区委会主委朱亚群：

《乡土中国》收录的14篇论文，从近代中国乡村的社会秩序、乡村管理、乡土精神、乡土文化和乡土人际关系等角度分析和解剖了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要论述《乡土中国》对当下乡村振兴的启发，提炼本书的主要观点就很有必要。对我特别有启发的有以下几点：中国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的特征取决于农民对“土”的依赖；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讲究的是人情；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是以个人为出发点展开的差序格局；“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意义深远，更面临许多的矛盾和困难，需要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努力，《乡土中国》提供了许多智慧和启发。今天要振兴乡村，就要走从“文字下乡”到多重资源要素下乡之路，要推动公共政策、先进观念、优秀人才、金融资本等资源要素下乡，以“帮助农民在社会生活中生活的需要”为出发点，与农村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相结合，让农民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全过程，形成农民共享发展红利的机制。在《乡土中国》中，其中的《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4篇文章，是费老探讨乡土社会治理的。这4种传统社会治理方式，是建立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的，是适应具有“乡土性”特点的基层社会的。这些治理方式，至今仍具有借鉴乃至继承的意义。乡村文化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唱大戏、舞狮、舞龙等非遗之类的乡土符号，不能在对乡村游、农家乐等过度开发中，侵蚀了乡村文化的根基，需要静下心来，俯下身子，在田野、村庄找回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激活乡村沉睡的文化资源，构建起适应新时代的乡村文化综合体。

徐州市政协委员、民盟徐州市经开区支部宣传委员刘翠英：

乡村振兴，是对《乡土中国》最温暖人心的关照与回归。城镇化过程中, 乡村日渐凋敝，乡村淳朴至诚的精神与记忆逐渐减弱。乡村振兴，就是要重现乡村的乡景、乡情、乡音、乡邻、乡德，找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找回一种民族精神、道德规则和社会运行秩序；就是要解决农业不发达、农村不兴旺、农民不富裕的“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发展、农村变样、农民受惠，建成美丽乡村、美丽中国。乡村振兴，是对《乡土中国》最积极主动的坚守与超越。乡村振兴，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是要唤醒乡村沉睡的文化资源，开展乡村文化建设，实现乡风文明，走出乡村幸福路。其中提出的“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治理的理论创新。乡村振兴是对《乡土中国》最矢志不渝地创新与发展。乡村振兴首先要促进人口返乡，不仅是农民，更要有乡村知识分子和乡村企业家，重建乡村生活空间。没有乡村生活，就没有乡村振兴。要立足乡土文化、乡里物产、乡间手艺、乡居生活，促进农业、加工业、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产业兴旺”；要促进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打造美丽乡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实现“生态宜居”；要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立家训家规，传家风家教，扬传统文化，树文明新风，实现“乡风文明”；要完善“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确保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安定有序，实现“治理有效”；要切实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生活富裕”。

注重优秀文化传承

民盟盟员、民盟安徽省委会特约信息员张磊：

对于我来说，感触最深的，是费孝通先生有关乡村“礼治”的论述。对于乡村而言，“礼治”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村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自觉形成的文化传统、历史印记和地方认同，对提振村民精神风貌、促进物质脱贫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认为，乡村在进行文化治理、挖掘“礼治”文化内涵时，一是要注重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乡村传统文化，蕴含着勤俭节约、吃苦耐劳、善良朴素等道德要求，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二是要注重“礼治”的传承。“礼治”，承载着乡村的历史印记，具有独特的地方文化资源优势。乡村可以通过对“礼治”的传承，凸显地方性价值，提升文化自信，助力乡村振兴，激发村民的自豪感。三是要注重认同感的维系。共同的生活环境和生产资源，促使村民产生相似的生活经验和行为习惯。在此基础之上，人们能够产生情感共识。乡村文化治理，应充分凝聚人民群众对乡村的价值共识，充分挖掘乡村文化内涵，注重“礼治”的传承，以促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双向增长，从而更好地实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四是要坚持“礼治”与“法治”相结合。要重视发挥“礼治”的教化作用，为法治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在“礼治”中，体现法治的要求，发挥“礼治”对法治的滋养作用，努力使乡村的“礼治”同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衔接、相协调、相促进。在“礼治”教育中，突出法治的内涵，注重培育人们的法治观念、规则意识，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从而营造出全社会都讲“礼治”和守法治的良好氛围。

民盟西宁市委会大通总支部主委刘长海：

费老将中国传统社会形态概括为“乡土中国”。而今，乡村振兴作为国家顶层设计的重要战略布局，是回应和落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从乡村振兴战略出发，要想从根本上消灭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融合与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就应改变和摈弃“重城市、轻农村”的观念、政策和做法，适时转变城市本位的发展模式。城镇化是由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经济社会现象，是从城乡分离走向城乡融合的必由之路，其终极目标是要缩短城乡差距，使城乡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实现城乡一体。城乡融合，是城镇化发展的目标，是逐步打破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以及城镇居民与农村村民之间相互分割的局面，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城乡融合，也不是将所有乡村城镇化，不是把所有乡村变成城市，而是用系统、全面的观点统筹考虑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坚持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使城市与乡村保持各自特色。城市仍旧以高密度、繁荣、紧凑且富有活力为特色，是非农产业聚集的地区；而乡村的独特之处在于低密度、绿色、生态和恬静，可以继续是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在保持各自优势和特色的基础上，城市与乡村为对方的持续发展提供补充，互通有无。城乡差别将会永远存在，但这时的差别已不再是差距和发展的障碍，而是乡村振兴基础上的城乡互补。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方李莉：

乡村振兴几乎成为了目前国家最重要的战略，几乎各个领域的学者都在讨论这一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的讨论不仅关乎中国乡村的保护与重建，还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如何找到一个文化和经济新的增长点的问题，甚至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之路，如何前进的问题。因为，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做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走出一条绿色文明的发展之路。哪个国家能找到这条路，哪个国家就能掌握优先发展权。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思考。因此，需要打通科技与人文的界限综合性地思考这一问题。

我国是一个疆域广袤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家，不同地方和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构成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以及多元化的生态智慧和文化传统，我们需要利用这些资源、智慧和传统，塑造一种新的生活形态，通过中国式文艺复兴所带动的生活革命，去努力实践一种高品质的“低碳生活方式”，并以此推动中国文化政治经济的发展，创造一种生态文明价值观影响世界。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拥有众多的可以复兴的乡村，这是我们一笔珍贵的财富。同时，我们有传统手工业的文化基因，这些基因现在正在重新起作用。许多地区，已经复兴了服务于生活的手工业经济。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完全有可能让手工技艺与3D打印、电脑和网络结合，开启一个生态文明时代的新的生产方式，让中国成为世界高科技加手工的私人订制，以及小批量多品种的艺术化日用产品的中心。再加上近年来，中国的高铁、高速公路、机场建设发展迅速，加速了城市与城市之间、乡村与乡村之间往来的便捷性。

挖掘乡村文化价值

民盟昆明市委会：

时至今日，《乡土中国》一书中，描写的乡土社会问题也仍然存在，当中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仍然引发许多读者、学者、研究者和一线工作者的深深共鸣。回望73年前的乡土中国，费老对国内外社会现象和特点，用“捆柴”“波纹”“圈层”等比喻进行描述分析，娓娓道来，让人更加容易理解社会和人性。文如费老，其本人一样亲切自然、平易近人，充满乡土温情。

在由脱贫攻坚转入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涵养文明乡风，传承乡村文化，推动乡村文明，挖掘乡村价值，值得深入研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中央和地方各级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当中明确提出要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在具体的路径和举措上，则重点要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要加快研究制定乡风文明建设标准和体系，构建包含意识形态、道德观念、政治文化生活、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涵盖乡村公共安全、自然生态环保、基层组织建设、民主法治建设、道德建设和文明素养、科技文化教育和文体活动、村容村貌村规、群众生产生活、福利保障服务、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等内容的内涵丰富、标准统一的乡风文明建设标准和体系，突出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特色鲜明，使乡风文明建设有章可循、有据可依，符合时代要求，突出地方特色，满足工作需求。二是德治、法治、自治“三治”融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乡风文明建设，整合资源建设乡村“文化礼堂”，深入开展“基层好声音”“乡村新风”“乡村道德模范”“最美邻居”等主题创建活动。三是大力实施特色民居保护再建和乡村清洁工程。四是在各地选取条件较好的村组，建设一批乡风文明建设示范乡村。

民盟兰州市委会参政议政委员会副主任王昊：

今天，由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和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加上乡村教育资源、交通资源、地理位置、生活资源等方面的劣势，西部地区农村村庄老龄化、空心化现象越发严重。如何留住人，按照费老所言，发展壮大乡村经济是关键因素。为此，各种帮扶措施多管齐下，在壮大乡村经济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如扶贫车间的建立、电商推动特色农产品销售、农村专业养殖和种植合作社发展等经济模式的推广，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为从根本上解决好农业、农村发展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它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坚定实施的七大战略之一。但是，这并不能完全掩盖西部地区乡土工业发展规模、整体体量偏小和吸引力不足的问题。要想顺利做好西部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并且使得乡村振兴切实取得显著成效，在我看来，乡土工业的发展是重中之重。在这一点上，费老基于对现代市场的敏感与警惕，就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提出了极富建设性的观点：“乡土工业并不能单独而封闭地发展，必须依托与现代市场的联系。只有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生产制度对乡村工业进行改革，才能重新使得中国在现代市场中占据有利位置，发展乡土工业是振兴乡村经济的必由之路。”在我看来，西部地区做好乡村产业振兴，“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推动公共政策、先进观念、优秀人才、资本资源、教育资源等要素的下乡，走产业发展大联合大发展的路子。

民盟盟员、徐州市供销合作总社副处长邱轶良：

如果说《乡土中国》是先贤们早期阶段的研究和思考，那么，从原初状态的乡土中国到顶层设计的乡村振兴战略，则是从理念到实践的乡村治理的转型升级和优化重构。现在乡村的生活场景与费孝通当年的描述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这种变化还将在今后的时间里继续进行。同时，现在乡村社会人们之间已不再全凭亲属关系的远近、亲疏进行社会交往，乡村社会结构出现分化，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上的阶层结构形式逐渐占据主要位置，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差序格局已退居次要地位。书中的“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对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稳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纵观乡村之变局，有两个关键维度古今一辙：一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大部分农民不管是直接种植、养殖，还是从事林牧畜渔业，土地仍是最基本的所在，乡村经济活动基本围绕与土地的关系开展，农民都希望现有的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这是乡土中国的“根”；另一个是农民与村庄的关系。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传统经营方式变化不大，乡村的基本秩序围绕农民与村庄的关系开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依然维持着传统的“差序格局”，这是乡土中国的“魂”。在当前的乡村治理过程中，应紧紧抓住乡土中国的“根”与“魂”，转变自上而下的管理思维和管理模式，以法治为保障，建设和完善乡村法律服务体系；以德治为支撑，将村规民约逐步转化为村民与集体、村民与村民之间利益调整的重要依据；以村民自治为主体，将执政党的政策融入村民自治中，促进乡村权力结构良性互动；同时，顺应新形势下人员流动性日益加大的新特点，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化工具帮助实现村民自治。

民盟盟员、昆明学院人文学院教师闫宁：

重读费老《乡土中国》等一系列关于乡村改革的学术成果，给我思考和启发最深的问题是，作为一名民盟盟员和知识分子，费老缘何能够在调研中凝练、探索出种种针对乡村发展、乡村改革等问题，如此接地气和本土化的实用策略。在“乡村振兴”成为一项重要国策和乡村发展现代化的当下，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和解答，于众多民盟参政议政者和调研者的工作颇有指导和启示意义。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现代知识分子，费老没有以纸上谈兵、隔空画符式的抽象方法和理论想象来解决民族出路、社会问题，而是将所学知识踏实地扎根在中国现实甚至最底层农民的衣食住行中，从而使其学问和理论所推演出的结论和方法贴近中国实情，针对下层民生，切实可行，影响深远。乡村振兴需要精准扶贫更需要精准的调研数据和有效沟通。很多调研者将农民视为需要拯救的对象，而忽略了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研究者与乡村的关系是不是一种俯视或猎奇，我们在调研中应该怎样处理调研者与乡村、乡人的关系，传达怎样的态度至关重要。有很多同志提到在乡村改造中给乡民以尊严和尊重，我想首先应该从调研者自身的态度和认知中反思，与调研对象建立一种平等的融洽关系，才能保障调研数据精准、贴合农民需要、真实反映其心声。从“乡土中国”到乡村振兴，在探索中国特色乡村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费老对中国农村与中国社会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持续跟踪调研和思考，对于他所研究的模本江村，其一生先后27次回访跟踪调查，对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持续跟进，根据时代和农民的需要不断实验、调整、完善自己的理论决策和建议，从而使其调研成果和建议，具有切实的可行性和长久的生命力。（王晓阳 通讯员 严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