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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案数、结案率大幅上升 昆明中院发布2019年度《行政审判白皮书》
发布时间:2020年09月18日 11:01:10  来源: 云南网

  云南网讯(记者 夏方海 实习生 杨柳)9月17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19年度《行政审判白皮书》。向社会各界通报2019年度昆明两级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及行政诉讼典型案例。

  《行政审判白皮书》显示,2019年,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及下辖五华、盘龙、西山、官渡、呈贡五城区基层人民法院共计受理各类行政诉讼案件1915件,审结1596件,同比上升10.82%和31.79%。全市行政审判新收案件数与去年基本持平,但结案数、结案率大幅上升。

  另外,2019年全市14家基层法院共新收行政非诉执行案件654件,旧存2件,共受理656件,审结656件,结案率达100%。

  据了解,《行政审判白皮书》是人民法院延伸审判职能,增进行政、司法良性互动,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途径和方式。2019年,昆明市行政审判工作呈现出以下五个特点。

  新收案件数略有下降 结案数、结案率大幅上升

  2019年,昆明市新收一、二审行政案件数量同比略有下降,结案数及结案率大幅上升,行政案件增速放缓且已出现下降趋势。表明昆明市行政机关在依法行政及化解行政争议方面的能力持续提升;行政审判工作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引导、规范作用已初步显现;市两级法院深挖行政审判潜力,在持续提升审判质效上取得了积极成效。

  行政执法领域广泛 行政争议类型相对集中

  行政执法领域广泛,导致行政诉讼案件类型多样,包括行政征收、安置补偿、行政协议纠纷、工伤认定、政府信息公开、工商行政登记及行政不作为等;虽然行政执法领域广泛,但昆明市行政争议发生的领域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土地、房屋行政征收及补偿领域。

  行政机关败诉率稳中有升

  行政机关败诉率是衡量行政审判监督力度的重要指标之一。昆明市两级法院充分发挥行政审判对行政执法的监督、规范职能,在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的前提下,注重发挥行政审判对行政执法的监督职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行政案件调撤率低 协调化解行政争议难度大

  近年来,昆明市行政审判案件的调撤率不高,原因有以下几种:部分行政案件成因复杂;行政案件适用调解的范围有限;行政机关对协调和解有顾虑。

  行政机关仍应高度重视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价值和意义

  随着近年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审判实践看,目前行政机关持续推进落实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行政机关负责人从“不出庭”向“愿出庭”“敢出声”转变,也为实质化解行政争议起到推动作用。

  •典型案例

  案例1:榆林顺玺运输有限公司诉云南省昆曲高速公路路政管理大队公路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

  【案情摘要】2016年11月5日,原告榆林顺玺运输有限公司的驾驶员驾驶一辆半挂牵引车至马龙县境内杭瑞高速曲嵩段下行线K2132+750M处时,所拉载的煤焦油发生泄漏。同年11月10日,被告云南省昆曲高速公路路政管理大队以原告车辆对公路造成较大损害为由将原告车辆扣留,停放于马龙收费站院内交由曲靖市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八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原告榆林顺玺运输有限公司的上述车辆作出滇东部昆曲(三)路政责停〔2016〕11-10-02号《责令车辆停驶通知书》。原告以被告扣留原告营运车辆长达200余天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给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为由,诉至法院。

  【典型意义】本案行政机关对责令停驶决定的适用,恰恰已超越行政强制措施的应有目的和适用期限,在事实已查清、证据已固定的情况下,仍不放行车辆,扣押时间长达220日,严重违反《行政强制法》关于扣押财物的时限规定,对行政相对人权益造成严重侵害。最终超期扣押的行政行为被法院判决确认违法,并判处高额行政赔偿。本案可为行政机关处理类似案件提供警示和借鉴。

  案例2:彭某柱诉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行政监督案

  【案情摘要】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昆明市官渡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6年8月6日受理了昆明苗佳建材有限公司提交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同年8月11日,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准予昆明苗佳建材有限公司登记的《准予登记通知书》。彭某柱被登记为昆明苗佳建材有限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

  经一审法院委托昆明锦康司法鉴定中心对昆明苗佳建材有限公司在申请设立登记时向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昆明苗佳建材有限公司章程》、《股东决定》处“彭某柱”的签字是否为其本人所书写进行鉴定。经鉴定后,结论为各检材落款签名与各样本上签名字迹不是彭某柱所写。彭某柱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彭某柱核准登记为昆明苗佳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具体行政行为。

  一审法院认为,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8月6日收到昆明苗佳建材有限公司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后,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相应的审核,已经尽到了形式上的审查义务,虽申请人在申请公司设立登记中提供了虚假的申请材料,但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整个审查登记过程中并无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申请人对申请材料真实性负责,提供虚假材料的法律责任由申请人承担,故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8月11日作出的同意昆明苗佳建材有限公司的设立登记申请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根据昆明锦康司法鉴定中心所作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昆明苗佳建材有限公司在向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昆明苗佳建材有限公司章程》《股东决定》处“彭某柱”的字迹不是彭某柱本人的真实签字,故在昆明苗佳建材有限公司向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的申请公司设立登记的材料中,所有关于彭某柱本人的信息并非彭某柱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昆明苗佳建材有限公司在申请公司设立登记时刻意隐瞒了伪造签字这一事实,所提交申请公司设立的材料具有欺骗性。

  因此,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8月11日准予昆明苗佳建材有限公司设立登记中,将彭某柱登记为昆明苗佳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政行为应当予以撤销。宣判后,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申请文件、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公司登记机关应当决定予以受理。对申请人到公司登记机关提出的申请予以受理的,公司登记机关应当当场作出准予登记的决定。就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而言,在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且有证据证明申请人系提交虚假材料获取登记的,登记机关应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撤销该工商登记行为。本案对工商行政机关处理冒用他人身份信息,提交虚假材料骗取登记的违法行为,具有指导意义。

  案例3:杨某林、邓某上诉昆明市盘龙区社会保险局工伤保险行政给付案

  【案情摘要】2016年10月23日,云南华俊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职工杨某林和邓某之子杨某,在下班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于同年10月27日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案外人朱某飞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

  案外人朱某飞所驾车辆在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中心支公司投保,经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书》确定,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中心支公司应向杨某支付死亡赔偿金527460元。2016年12月12日,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杨某为工亡,2018年5月16日云南华俊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申报杨某工伤待遇,经昆明市盘龙区社会保险局核实认定丧葬补助金为29545.8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623900元,共计653445.8元,昆明市盘龙区社会保险局在扣除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中心支公司已经支付的527460元后,认定应向杨某家属支付工伤保险待遇125985.80元(其中:一次性工亡补助金96440元;丧葬补助金29545.80元),并于2018年5月25日拨款支付给云南华俊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现杨某林、邓某对昆明市盘龙区社会保险局扣除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中心支公司支付的赔偿款后补差支付工伤保险的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丧葬补助金31016.5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623900元,共计654916.5元。

  一审法院认为:工伤保险与侵权赔偿虽然分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并由不同的法律规范进行调整,但因第三人侵权造成职工工伤时,会出现工伤保险给付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竞合、部分赔偿项目重复的情形。结合相关法律条款规定,原告在已获得民事赔偿后,再要求被告全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没有法律依据,故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因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享有“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的同时,基于第三人侵权还享有“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

  因此,上诉人从侵权人处实际获得民事赔偿后,仍有权向社保经办机构申请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其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了工亡职工近亲属享有的具体保险赔偿项目,且并未设置任何附加条件。此外,上诉人取得民事侵权赔偿后,再行主张工伤保险待遇,依据两种不同的独立法律关系,不存在所谓“双重赔偿”的问题。而且,所谓“填平损失”,是指对财产性损害的填平,不存在填平生命损失的问题,更不存在因丧失生命而获益的可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三款之规定,正是出于对生命权等非财产性损失的特殊考虑,才做出了对“医疗费”这种财产性损失的例外规定。即财产性损失不得获得双重赔付,但生命权的赔付,不因民事赔偿的获取而免除。故二审法院改判撤销了一审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因第三人侵权导致的工伤,工伤保险待遇如何支付的问题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争议。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获得了侵权损害赔偿后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能否扣除相同项目“补差”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不同的裁判观点。

  对于该问题,本案从相关法律规定的历史渊源出发,通过对侵权损害赔偿及工伤保险补偿两种不同属性法律责任及救济途径的分析,得出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在第三人侵权导致工伤的情形下,可以分别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及工伤保险补偿两种诉权,同时两种制度相互独立,除了医疗费的例外规定外,不存在相互抵偿的法律依据。同时,也对当事人可能因此获得“双赔”及“获利”的观点进行了驳斥。

  本案对因第三人侵权导致的工伤保险待遇给付案件的法律适用提供了指引,准确界定及把握了相关立法的本意及精神,判决结果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对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给予了有力保护,也为此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参考和范例。

责任编辑: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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