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涉及六大方面，三十六项举措。《指导意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疫情对全球的影响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印发的，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操作性，是云南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南，小编们结合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南时的讲话精神，将就《指导意见》对云南发展的影响做系列解读。本期主要围绕意见重点内容和重大意义两方面进行解读，供参考。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需要形成怎样的新格局

　　一

　　《指导意见》主要内容

　　《指导意见》分为三部分，共计36条。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包括指导思想、总体要求、主要目标等。第二部分是重点任务，主要包括五个方面（详见图1）。第三部分是政策支持和组织保障，主要提出了考核、财税、金融、产业、用地、人才、帮扶和组织保障等政策措施，确保将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图1：重点任务具体内容

　　二

　　《指导意见》重大意义

　　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是启动内需的铺垫。众所周知，消费、投资、外贸是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在外贸、投资各领风骚的同时，消费的表现一直较为落寞。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结合我国的人口和财富总量来看，内需潜力没有得到充足释放，远不能与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发展阶段相匹配。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衰退甚至萧条的风险逐步攀升，投资、外贸的带动能力明显下降，消费则成为重塑经济格局，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一个重要抓手，西部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相较落后的板块，发展潜力凸显。

　　以房地产为例，如果将大量东部产业转移到中西部，随着工业和人口的移出，东部地区广大民众被高房价裹挟的局面将得到缓解，消费得以释放；另一方面，西部的产业和人口得到补充后将增加财政来源，且鉴于较低的房价基础，房价和房租对民众裹挟则相对较小，可与产业转移带来的财富增加形成对冲，则西部的消费力将同样获得增长。《指导意见》的发布绝不仅仅是对冲阶段性的经济危机，从长远看，是打开中国内需增长大门，开启中国消费时代的必要铺垫。

　　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将形成内外兼顾，外贸向西的新格局。受疫情影响，全球贸易受到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恶化导致中美贸易大幅下降，严重削弱了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沿海地区是中国离美国最近的地区），为了规避风险、对冲影响，中国也逐渐将未来外贸的重心从北美逐渐转移至亚欧大陆和非洲。如果说上一轮的开放更多的是面向整个欧美发达国家，下一轮的开放则主动对接在上一轮的开放中没有得到重视的国家和地区，例如中亚、东南亚等非发达国家或内陆国家，西部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西部地区的闭塞格局被打破，在陆上丝绸之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推动下，西部的对外通达性较过去有较大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承接新的外贸功能。《指导意见》中“构建内陆多层次开放平台”、“加快沿边地区开放发展”的提出则是给予了西部地区新的开放定位，形成错位互补的开放模式，部分地区的开放政策将会像东部地区一样得到高级开放权限。对于西部而言，新的深化改革、新一轮开放，更准确的说法是放开。

　　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将是国家以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广深度向西部地区进行的资源倾斜。《指导意见》中提出“推动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集群化发展、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促进信息技术的应用与深度融合等措施，代表着一是启动大规模内陆投资；二是大规模低端工业海外转移改为向中西部转移。东部率先完成工业化后，基于东南亚地区的基建和劳动力成本，更多的是参照日本雁阵转移将低端产业转移至东南亚，向中西部转移就意味着西部将在基础建设、产业扩大发展等方面得到国家的进一步的支持。《指导意见》中提出“鼓励企业在西部设立科技创新公司”，由于科技创新属于重资本，科技创新企业的主流地依旧是沿海地区，未来西部兴起的科技创新企业可能会是国家资本围绕布局针对西部核心企业进行扶持以形成产业集群。《指导意见》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完善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住房保障条件”的提出表明，西部地区有望在医疗、教育、社保、养老等公共资源的多个板块得到国家投资和倾斜，尤其是在教育方面，“不断提升创新发展能力”、“支持教育高质量发展”前后两次提出加强人才培养，一方面西部地区会得到更大的教育投入；另一方面将会建立东西合作机制，让西部在留住人才资源的同时享受到东部市场化、资本化的收益。

　　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与新时代的市场经济体制相辅相成。5月17日、18日，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两个文件。《意见》对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方向、任务和举措进行系统设计和部署，共9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总体要求，包括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第二至第六部分提出了市场主体、市场竞争、要素配置、政府职能、保障民生五大领域改革的方向和举措；第七至第九部分提出了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机制。

　　二者均体现了加大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潜力。一方面，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均提出，“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个文件的发布均是对这两次会议精神的贯彻和落实，也是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其次，在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创下新低、海外疫情仍在蔓延的背景下出台，鼓舞人心，也意味着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蓝图正徐徐展开，有望在未来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增强中长期经济增长动力。

　　二者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不同表现形式。西部大开发是促进陆海内外联动和东西双向互济的大开放。当前，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和投资在全国的比重较低，与东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的互动性、协同性有待增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就是要把加大西部开放力度置于突出位置，使西部地区进一步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和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并发展更高层次的外向型经济；从思想观念、基础设施、规则标准、营商环境等着手，积极参与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分工，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市场经济是基于国际竞争合作关系的开放型经济。此次中央发布《意见》，是自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又一重磅文件，是对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战略部署。《意见》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当前的市场机制存在着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面对高质量发展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需要坚定不移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不断在经济体制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突破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