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主导 名医担纲 

　　近代云南各方面的客观条件，决定了瘟疫防控只能以中医中药主导，也因此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和中药良方。

　　清末，云南用中药治疗疟疾，取得一定疗效。据《云南卫生通志》记载，清光绪年间中法战争（1883~1885年），腾冲祖传名医刘德峻为中国军队配制“截疟追瘴丸”，对防治疟疾有良效。

　　20世纪20年代，昆明中医名家姚荫轩，结合云南地理和气候特点，配出“桑菊银翘汤”在昆明防治瘟病。该方将清代医学家吴鞠通《温病条辨》的“银翘散”和“桑菊饮”合方改进，治疗效果显著。1922年，他又将该方改进成“桑菊银翘散”，使用更加方便，对防治流感起到了重要作用，后人称其为“东方的盘尼西林”。 

　　据民国云南省会警察局卫生科档案记载，昆明人姚础基（号坚白），祖上四代行医，在昆明久负盛名。姚础基自幼颇得家传，后来进入云南省会警察局。他除担任警员外，“常读医药书籍，细心研究，历十年之经验，渐有进步”。他1938年任曲靖警察局局长，当地绅士和贫民知道他精研医术，“每遇染疾，皆请开方诊治，于此开始行术”。 

　　1943年5月，姚础基调任宾川县警察局督察员。“时值霍乱流行，蔓延甚广，经各界联合开会表决，成立防疫委员会，公推（姚础基）任常委兼医药组组长，专负医疗责任。当地中西医医生皆选为组员，负责施救事宜。”防疫委员会提出用中药救治，姚础基开出“藿香正气散”防治霍乱，免费送给民众服用，“施送防服，生效甚广”。 

　　同年12月，姚础基回到昆明。云南省会警察局诊疗所中医主任郭体仁评价：“本方名藿香正气散，自古治霍乱、转筋、麻脚瘟，历历有效。用于配制施送，效验自彰。”因其处方适宜，救人无数，经云南省会警察局证明，向云南省中医检定委员会推荐，并免于考试，准予他取得行医执照，在昆明救治病人。 

　　鼓励创新 贡献抗战  

　　1930年4月26日，卫生部颁布《管理成药规则》，鼓励创制新药。抗战时期，云南积极推动战时防疫药品创制，支援抗战。1936年7月1日，云南全省卫生实验处成立，开展战时卫生防疫工作，办理成药登记化验事宜，一批新研制的中成药获得登记，支援抗战。仅省会昆明，就有曲焕章制售“百宝丹”，吴仙群制售“驱瘴散”，益寿药号配制“秘制摆子膏药”，吕华斋配制“痧气灵宝丹”等新药，经依法登记，并于1938年经云南全省卫生实验处化验合格，颁给许可证，作为战时防疫药品使用，为抗战作出积极贡献。 

　　1941年11月，云南省转发重庆政府颁布的《奖励医药技术条例》，鼓励改进医药技术：“关于本国固有之医术药品或秘方，愿将其秘密公开，经化验试用确系功效特著者，应予奖励。”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医药家传验方、秘方的整理和新药研究。

　　体系薄弱 财物欠缺  

　　近代云南的瘟疫防控工作艰难跋涉，建立了初步的防控体系，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技术，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全省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医疗卫生和社会治理能力等方面总体水平低下，公共卫生系统相当薄弱，瘟疫防控能力严重不足，防控水平较低。

　　体系薄弱。云南近代公共卫生及瘟疫防控，在相当长的时期是由警察局管理，专业能力严重不足。据《云南卫生通志》记载，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云南设立警察总局，其中巡警部门的职责之一就是管理公共卫生事务。次年，云南警察总局成立警务研究所，除负责培训局内警察业务外，还下设卫生课负责公共卫生事务，但仅有课员1人。清宣统元年（1909年）11月，省警察总局改组为警务公所，设卫生科，下设医务、医学和清洁3个股，总共编制仅4人，即科长1人、各股科员各1人，却要管理省会昆明的街道、沟渠、便所的扫除、疏浚事项，还要视察昆明城内各区清道夫的工作及渣柜、车马设置和运转情况，并承担取缔非法医药等事务。民国初期，云南先后在警察厅、民政厅设卫生专员1人，并要求各县警察局、民政局各设1名卫生专员，管理县级卫生行政事务及防疫工作，但不少县并未设卫生专员。 

　　后来，因思茅、普洱疟疾大爆发，省政府请求南京卫生署协助，1936年云南省开始设立卫生实验处（1942年改称卫生处），负责全省卫生行政与实验研究工作。该处虽有编制20人，但除2名医师外，其余均为非专业人员。1937年，各县开始建立卫生院，统管县内卫生行政和疾病防治。但是实施情况却非常不乐观，全省医疗卫生和瘟疫防控体系极其薄弱，即使省会昆明也未能按照规定设置机构。1946年昆明市所属的区级卫生事务所“过去未曾办理”，本年度计划先设一所。1948年2月，昆明市警察局卫生科科长陈朝觐在《昆明医疗救济计划》中说：“昆明历以地方经费所限，对建制规定之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均未克按照设置。”直至1949年底，省内不少县的卫生院所从未开办，或已经停办。 

　　经费欠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昆明市人口剧增，但超过三分之二的居民无力负担飞速上涨的医药费用，许多小康人家一旦生病，就倾家荡产沦为乞丐，甚至犯罪。据档案记载，昆明“人口剧增至三十余万人以上，其中无力负担现时之高价医药费者，约占二十五万人。故生活虽能自谋或家庭小康之人，往往一时流为乞丐，致使堕落无法拔救或铤而走险者，莫不以遭受疾病侵害，有以使然。” 

　　因为政府投入经费不足，严重影响了瘟疫防控。据当时昆明市警察局的档案记载：“霍乱病室护理人员及设备，因经费不易筹措，拟视疫势情形临时增设……滴滴涕灭蝇，因本年度卫生处配发数量过少，以致不能做普遍实施。” 

　　因为经费欠缺，云南省长期没有设置传染病院，各市、县卫生机构也严重残缺。当时，昆明的市属医院仅有昆明市立医院和景星镇卫生所，没有专门负责防治传染病的机构。陈朝觐向上级报告：“昆明尚无传染病院之设置，每有传染病发生，仍送各普通医院，实无法达隔离之目的。且以设备不佳，死亡率最高。” 

　　据《昆明市政府卫生局三十五年度工作计划》，1946年之前麻风病院“仅是收容性质，缺乏医疗设备。”麻风病院病人因公粮供应欠缺，几次逃出沿街乞讨。另外，从昆明市警察局卫生科1949年实施夏季霍乱、伤寒预防注射预案来看，投入非常有限。当年4月20日至5月4日实施预防注射，给予注射队每人每日补贴餐费，总预算仅滇币348元。这对于承担30多万人免疫的注射队而言，只能算是聊胜于无。

　　改天换地 日新月异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的传染病防控工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把人民生命健康放在突出位置，建立健全了公共卫生与防疫体系。云南刚刚解放，就于1950年5月成立昆明市人民政府卫生局，6月成立云南省人民政府卫生处，1953年4月成立云南省卫生防疫站，公共卫生和防疫网络遍布全省，瘟疫防控体系日臻完善，防控水平和能力飞跃发展，防控模式从被动、消极、临时性防疫变为主动、积极、持续性抗疫，公共卫生和传染病防控能力获得前所未有的提高。1956年后，云南相继消灭了鼠疫、天花、回归热等传染病，极大限度地防止了霍乱，疟疾发病率大大降低。1967年，云南成立“523”办公室，启动研发新的抗疟药。1973年，云南医药工作者从本地产大头黄花蒿中提取“黄蒿素”（苦蒿素结晶Ⅲ），为后来的青蒿素和蒿甲醚创制和生产奠定了基础。2015年，屠呦呦因青蒿素成就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医药宝库的珠玉为世人所称赞。（作者 杨祝庆 单位：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 图片来源：昆明市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