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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勉:出身宗室的清廉名相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27日 14:05:46  来源: 南方日报

  原标题:李勉:出身宗室的清廉名相

  

李勉像 简仁山 作

  【评说李勉】

  “处富贵利达而清约类寒士者,李勉一人而已。”费枢《廉吏传》中的这句话,为李勉的定性恰如其分。所谓“富贵利达”,因为李勉的宗室身份。在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任上,李勉便可圈可点。“性廉洁”的他,不仅“在官累年,器用车服无增饰”,而且卸任之时,“至石门停舟,悉搜家人所贮南货犀象诸物,投之江中”。后世包拯离开端州有停舟掷砚之举,或效仿李勉也说不定。

  身份特殊,一举一动所起到的示范作用会更明显。唐代宗有过“毁除白渠水支流碾硙,以妨民溉田”的诏令。碾硙,即利用水力启动的石磨。但是郭暧家的四轮碾硙,“所司未敢毁撤”。因为郭暧是“安史之乱”中领军收复两京功臣郭子仪的六儿子,老婆则是代宗的四女儿昇平公主。父亲告诫女儿:“吾行此诏,盖为苍生,尔岂不识我意耶?可率为众先。”果然,公主“即日命毁”自家碾硙之后,“势门碾硙八十余所,皆毁之”。李勉之廉,大家是看在眼里的,所以他离开岭南后,“人吏诣阙请立碑”。

  明朝刘宗周给崇祯皇帝提出了一种识人方法,要义正来自李勉。唐德宗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看好的卢杞就是得不到大家认同,满面狐疑地问:“众人论杞奸邪,朕何不知?”李勉站出来回答:“卢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几百年后,刘宗周念念不忘,甚至将之视为“万世辨奸之要”,任何时候都屡试不爽。“要”在哪里?如果一个人在长官面前是人而在大众面前是鬼,必奸邪无疑。在肃宗朝,李勉当过监察御史,那该是他实践中的总结概括了。

  “李勉一人而已”,足见“处富贵利达而清约类寒士”之难。唯其难,更见李勉品行的可贵。以之立朝,更有十足的底气。

  ——潮白

  “为官五十余年,清风两袖;过手万千财物,一无所取。”据传,这是后人为缅怀中唐贤相李勉而撰写的一副对联。

  李勉(717-788),字玄卿,宋州宋城县(今河南商丘)人。在官至相位的唐代廉吏中,李勉是颇为特殊的一位。他是唐高祖李渊第十三子、郑王李元懿的曾孙,凭“亲戚之法”而非科举入仕。在“安史之乱”前后的大变局时期,他历经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担任过开封县尉、监察御史、京兆尹、御史大夫、工部尚书等职位,获封汧国公,还曾在多地出任节度使,晚年入朝为相。

  虽然出身宗室,但从政数十年来,李勉始终公忠雅正、严惩污吏、立身清俭、关心民瘼,被陆贽、刘昫等文史学者推为宗臣之表、国储(太子)之师。在出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的数年间,李勉平定叛乱、协调外贸,并留下了一段克己奉公、“江中沉宝”的美谈。

  不仅如此,李勉还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他精通音律,擅长演奏、作曲、制琴,是被明代《琴书大全》载入史册的全能型古琴妙手;同时,因一生行事颇具扶危济厄、古道热肠的任侠之风,其事迹多次被《太平广记》《三言二拍》等古代小说加以衍化、宣扬。

  谈到李勉,宋代费枢在《廉吏传》里曾做过一番评价:“论曰廉贫之节,得之寒士易,求之王族难,何则?非素习也。历观前代,惟汉唐宗室之贤为冣(同‘最’)多,其处富贵利达而清约类寒士者,李勉一人而已。”

  那么,李勉是怎么做到处荣华之地而不改廉洁之志的呢?这还要从他的家族说起。

  家风清正 开封惩贪

  李勉成长于唐玄宗执政的“开元盛世”,此时距离唐高祖李渊一统江山已过百年,天下承平已久。原本旗鼓相当的李氏诸王家族,呈现出显隐穷达不断分化之格局。“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远亲尽,则各随其人贤愚,遂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至或流落于民间。”(《新唐书·宗室世系表》)

  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唐代统治阶级在选拔用人标准上,从早期注重门第、血统,愈发向着文学、理政等实际才干倾斜。玄宗在位期间,为防范近支宗室把持高位,实行“开元新制”,量能考行,从而使得疏宗后裔获得了更多崭露头角的机会,才茂宗卿、功业突出者,纵非嫡嗣亦能致远。

  李勉所属的郑王这一脉,在疏宗之中甚是亮眼。其曾祖李元懿聪慧好学,政绩不凡,曾“数断大狱,甚有平允之誉”,为此获得高宗的嘉赏(参见《旧唐书·列传第十四》);其父李择言曾任汉、褒、相、岐四州刺史,亦以严厉干练著称。李择言守汉州(今四川广汉)时,曾经做过宰相的益州长史张嘉贞对待管内刺史态度一向简傲,唯独常引择言同榻坐谈政理,对其格外赏识。

  据史书记载,李勉自幼勤读经史,成年后养成了“沉雅清峻”的个性。值得一提的是,他虽为刺史之子,但《新唐书》本传称其少年时家境“贫狭”,李勉日后能成长为一代廉相,应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家风的熏染。

  李勉出仕之前,就有“信而埋金”的义举流传于世。他在外出游历时,与一位儒生同住一家客栈。儒生病重之际,将随身所带金银秘密交付李勉,委托他操办后事,并愿以剩余的财物相赠。安葬儒生时,李勉悄悄将余金藏于棺椁之中,直到其家人闻讯赶来时,才重新开棺取金奉还。《太平广记》中也有一则类似的轶闻,只不过客死他乡的儒生变成了一名波斯商人,金银则改为宝珠,或许就是由“埋金”一事演变而来。

  尽管李勉作为宗室子弟,可以沾门荫之光、走“捷径”入仕,但他依然要从基层岗位做起。在他担任汴州开封(今河南开封)县尉时,汴州为水陆交通要冲,三教九流杂处之地,一向难于治理。李勉走马上任后治理勤勉,以“擒奸擿伏”(捉拿奸邪,揭发隐恶)扬名。

  《唐语林·补遗》记载,有不良污吏为试探李勉执法之宽猛,故意受贿,还放出风声“通知”李勉。李勉限其三日之内自首,逾期则舁榇(抬着棺材)相见。 不料此人无视警告,三日之后竟然让人抬着棺材到县衙招摇寻衅。李勉言出法行,当场命令吏卒将其装入棺材,凿钉封棺,沉入汴河。此后,开封官场再也没有人敢以身试法了。

  不阿权贵 破除陋习

  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失守,宗社几覆。唐玄宗逃至蜀中,唐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至德(756-758)初年,李勉赴灵武担任监察御史。此时正逢乱世,武将大多恃勋而贵,在朝堂之上背阙(背向王位)而坐,放肆谈笑。李勉见此提出弹劾,肃宗感叹:“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也”,于是提拔他为司膳员外郎。

  自跻身中央朝廷以来,李勉不断展现出其父辈精察善断的特质。当时,关东献上一批俘虏等待处斩。李勉发现囚犯中有一人仰天长叹,经过审问,得知此人乃是遭到胁迫,并非蓄意造反。他力劝肃宗施行仁政,使得有“点污”之人“澡心归化”,戴罪效力,若不分情由一律杀之,将之逼上绝路,等于资助凶逆。肃宗觉得有理,立即宣布赦免,由是“归化日至”。(参见《旧唐书》本传)

  克复长安以后,李勉累历清要之位,迁至河南少尹、山南西道观察使等职。有一次,李勉得知昔日的下属王晬被谮言所诬,即将被处死。紧急关头,他将实情飞表上奏,使得王晬获释,而自己却因抗旨被贬官。

  李勉忠贞尚义的个性,在稗官野史、杂记小说中多有体现。如《醒世恒言》 “李汧公穷邸遇侠客”一则,讲述了李勉查明案情真相,宽赦罪犯,却不仅为此丢官,还惹来杀身之祸的故事。虽是小说笔法,但文中提到李勉“专尚平恕”,不用酷刑,推勘缜密,杜绝冤狱,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

  对身陷囹圄的忠良,李勉屡屡犯险施救;而对于怙势作威的宠臣,他鲠亮介直,不肯曲意逢迎,与李辅国、鱼朝恩等当权的宦官势力接连抵牾。

  李辅国是唐代第一个封王拜相的宦官,因拥戴肃宗灵武即位有功,成为天子心腹。从起草敕令、批阅奏疏,到符印军号、调遣禁军,尽在其掌握之中。肃宗驾崩后,李辅国又因拥立代宗被尊为“尚父”,至此愈发跋扈。

  李勉之前的诸位宰相,不事权贵如张镐,试图钳制宦官、权归中央如李岘,都曾遭到毁谤或打压,继而被罢相。出身于陇西望族的李揆,为了保住相位,不惜阿附李辅国,“执子弟之礼”。

  即便如此,当李辅国示意李勉对自己行降礼(跪拜施礼)时,李勉不为所屈,因此遭李辅国忌恨,一度被排挤出中央朝廷,经历数次迁转,才得以重返决策中枢。

  大历二年(767),李勉因军功受赏,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宦官鱼朝恩时任观军容使、知国子监事(国子监为古代最高学府和中央教育管理机构),每到国子监视察时随员庞杂。前任京兆尹(长安所在的京畿地区行政长官)出于献媚之心,都要倾尽府中人力物力,精心置办几百人的宴席。

  李勉上任后,逢鱼朝恩又来国子监,下属提醒他“遵循旧例”极力款待。李勉回复说:“鱼朝恩是国子监事,我到太学来见他,理应他宴请我才是。如果他来京兆府,我岂敢不准备饭菜呢?”鱼朝恩得知后衔恨在心,以后再也不到太学去了。而李勉后来也被人接替了京兆尹职位,于大历四年(769)出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

  廉洁自持 江中沉宝

  李勉任职岭南期间最突出的成绩,一是平定冯崇道、朱济时叛乱,为百姓安居乐业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环境;二是振兴海上商贸,不乘职权之便,对往来商船强征暴敛。抵埠的外国商船从他初来时每年仅四五艘,增加到一年之后的四十余艘,对外贸易一改往日的萧条,呈现出货殖殷繁、商贾奔凑的景象。

  除了禁腐肃贪,李勉在生活上更是素淡简朴,器用、车舆、礼服从不增补修饰。离任北归之际,他特意在舟行途中停船,将家人所携带的珍奇南货悉数搜出,投入江中,以示不储“赢藏”(蓄藏馀财)的决心。官民深受感动,称赞他是比肩宋璟、卢奂、李朝隐的清官,还向朝廷请求为李勉立碑颂德,获得了代宗的许可。

  李勉晚年曾任滑亳节度使,居镇八年,“以旧德方重,不威而治”,藩镇将帅都对他既尊敬又忌惮。他作于大历九年(774)的《滑州新驿记》,收录于《全唐文》,记录了他在镇守滑州(今河南滑县)期间新修安史之乱中被毁驿馆的过程,阐明了摒除浮华、务求实用的工作原则。在李勉看来,雕梁画栋之类的夸丽作风,不但对驿馆供人遮阴休憩的基本功用无益,而且令人“玩巧荡神”,只会虚费公帑。李勉为何崇尚“清廉简易”之道,由此可见一斑。

  李勉一生躬行清俭,但在私人生活上并非毫无情趣追求。事实上,李勉自幼博古探奇,善鼓琴,好诗文。元代辛文房所撰《唐才子传》提到,李勉“多蓄古今玩器”。明万历间琴家蒋克谦所辑《琴书大全》称,李勉工于制琴,曾以小块优质桐材胶结拼合制成“百衲琴”,所斫名琴“韵磬”“响泉”,皆属上品。另有专著《琴徽字议》、琴曲《静观吟》等作品传世。

  后世琴家对《静观吟》有一段题解:“唯静观,则心境澄清,外诱不扰,而能浮云富贵,草芥功名。”堪为今人探寻、解读李勉为官心境之参考。

  德宗继位后,李勉入职中书门下平章事,居将相高位,仍礼贤下士,关心同僚。所得禄俸赏赐皆分赠给亲友,以致身后无余财。贞元四年(788),李勉病逝,德宗册书追赠为“太傅”,谥号“贞简”。

  纵观唐代凭借门荫入仕的宰相,成就各有不同,史家评价悬殊。如李林甫亦有才华,精通音律,却因大权独握、紊乱朝纲,死后落得削官抄家、子孙流放的凄惨结局;而李勉同样是门阀制度的受惠者,却一生正直端庄、宽厚廉谨、贞明寡欲,终成海内名臣。

  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所言:“至公之用,本无偏党;惟善所在,岂隔亲疏?”所谓“亲亲用贤之道”,不在亲疏之际,而在是否存有“至公之心”。

  李勉的生平故事说明,比起官员的家庭出身、入仕途径,更重要的是在实际工作中能否坚持严于律己、遵纪守法。良好的家庭环境应成为一个人履职的积极推动因素,而非滋生骄纵、奢华之念的绊脚石。同时,业余保持高雅的兴趣爱好,有助于个人修身正心,但不能因此荒废本职工作,更不能任其成为贪腐欲望之源。(郭珊)

责任编辑:董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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