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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德国是如何走向分裂的?
发布时间:2019年03月06日 10:03:32  来源: 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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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1945年的德国是如何走向分裂的?

  阿登纳与联邦德国的诞生

  如果从连续性和非连续角度考察20世纪的德国史,1945年有足够的理由被视为最深刻的转折点。无论是政府还是疆域,没有一个能在战争结束时直接延续下去。不仅是德意志帝国政府无法继续存在,各州也未能幸免于难;到处是行使国家权力的盟国军政府。德意志人定居已长达百年的东部地区,则在德国人民遭驱逐的进程中成为领土变动最大的区域。它成为应斯大林要求,并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获得西方大国批准的波兰领土向西移动的代价而被置于波兰的“管理”之下,而东普鲁士北部则归苏联“管理”。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奥德河-尼斯河界线以西的德国,尤其它的西部占领区成为一场规模空前的流亡运动的目的地,超过1200万难民构成了欧洲规模最大的强制人口迁徙运动及德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人口变化。此外,还有数百万的“无根之人”及难民——被迫离开居住地和本国的人口及以曾经的外籍工人为主的外国人。因此,尽管战争导致了人口损失,但在后来成为联邦德国的区域内,人口数量仍然上升了近25%,这也导致原本在社会经济领域就矛盾突出的战争后果持续恶化。促成如克里斯托夫·克勒斯曼(Christoph Kleβmann)所说的身处“崩溃社会”中的人们迁移的首要原因是日常生活里的生存问题:住房短缺、煤炭缺乏、饥饿及其他物资的匮乏成为大部分德国人在至少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难以忘却的基本经历。这些为数百万人共同分享,纯粹担心如何活下去的忧虑,以远比以废墟前劳作的妇女和黑市为主题的怀旧照片所呈现的更压抑、更无趣的方式,决定了战后的日常生活。战后经济重建起初以失败告终,原因首先在于因四大国分区治理、任意割裂发达经济区的做法导致缺乏必要的交通连接,此外还因为盟军拆除了工业生产设备。直到1947年获得“马歇尔计划”框架下的美国经济援助及1948年6月20日开始实施货币改革,情况才有所好转。

  而政治上的新开端则在1948年首轮经济复苏迹象日益明显之前便已出现,它是在战胜国警惕的目光下自下而上贯彻完成的。首先出现在基层地方,从1946年起开始进入州一级地方。同时各民主党派获准重建或新建,并向前推进。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之于德国历史的重大转折意义进一步显现。政治精英们或多或少被全面替换掉,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过去的纳粹党籍官员及其党内高层没有机会再重启政治生涯;而纽伦堡审判对纳粹“大人物”加以宣判以儆效尤,盟国各军事机构也坚决将纳粹党籍的中低级公务员排除在政治重建外。纳粹党籍的市长、县长等均被免职,党内干部被拘留,改由政治清白人士取而代之。但传统的保守贵族精英们同样无法再次发挥作用。这就形成了1945年政治新开端与德国首个民主政体之间的重要区别。那些坚信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人士在经历了成为政治反对派、被迫害或流亡之后,在1945年之后几乎完全主宰了西占区新生伊始的政治活动。前“魏玛联盟”各党的成员如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1876—1967)、特奥多尔·豪伊斯或者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1895—1952),都对1945年以后的民主重建产生了影响。

  而在政党方面,1945年因此也构成了当代德国历史上一次意义深远的重大转折。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出现的情况,现在传统政党体系已不复存在。对于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基督教社会联盟(CSU)尤其如此,它们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获得了跨教派意义上的真正新生。基民盟和基社盟因此不仅为曾经的中央党、巴伐利亚人民党(BVP),也为新教保守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政治家、党员和选民提供了一个崭新而持久的政治家园。新成立的自由主义政党情况也类似,其中的自由民主党(FDP)作为西德政党版图中的长期重要组成被建立起来。不仅如此,1945年之后重建的社会民主党也同样改变了其性质,尤其是取消了与共产党的竞争,但这种竞争性从50年代中期开始完全体现在东德统一社会党(SED)的专政之中。在联邦德国最初的十年里,比德国社会民主党更“左”的较大政治力量已不复存在,这一事实无疑使该党更容易剔除党纲中残留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内容,并凭借着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Godesberger Programm)彻底完成从工人阶级政党到“全民党”的过渡。

  然而,重建工作从一开始就处在业已浮出水面的德国分裂阴影之中。尽管很难只用冷战这一个原因对此加以解释,但德国的分裂及欧洲大陆的分裂是其直接后果却是显而易见的。早在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反希特勒同盟内部的裂痕已十分明显。因此这次会议不仅未能开启一个符合盟国共同利益的德国政策,更多的是导致了这一政策的终结。相互对立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互有分歧的国家利益,以及斯大林用意识形态包裹的扩张思想,摧毁了这个内部并不统一的战争同盟。它存在的唯一共同基础在于德国无条件投降、彻底消灭纳粹主义及持续打击德国军事潜力。而当这一目标得以实现,战争同盟的共同性也就被瓦解了。

  尽管美、苏、英“三巨头”在1945年夏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也明确坚持德国统一,但最后达成的决议却充满了妥协意味的空话。那些一般性目标,如非纳粹化和非军事化、民主化和去中央集权化当然得到了大多数德国人的赞同。但在涉及物质利益时,例如在战争赔款和势力范围划分问题上,立即就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对立。这种分歧在盟国管制委员会——在程序上盟国管委会是管辖整个德国的权力机关,此时法国也加入其中——被制度化了下来,此后还影响到盟国外长会议。

  波茨坦会议

  鉴于欧洲面临的供给困境、政治不稳定以及来自苏联的挑战,至少在西占区实现稳定局面对于美英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1947年1月1日英美两个占领区实现合并,并做出了一系列旨在稳定经济的努力。这两个步骤都已经朝着建立一个西部的分裂国家设想发展。1948年4月20日至6月2日在由三个西方盟国及比荷卢三国共同出席的伦敦六国会议上所达成的协议正是这一发展的结果。这也为制定基本法并建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铺平了道路。

  这条道路也为西占区及各州民主政治家们目标明确地向前推进。在一个至少是部分德国的框架内进行重建的前景相比担心由此会加剧德国分裂的合理担忧更为重要。1948年9月1日德国议会委员会成立,政治权力也同时随之发生转移。当作为各州代表的州长逐渐放下迄今为止所扮演的领导角色,政党政治家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议会委员会为其主席康拉德·阿登纳(CDU)、理事会主席卡尔洛·施密德(Carlo Schmid,1896—1979,SPD)以及其他著名议员如特奥多尔·豪伊斯和托马斯·德勒(Thomas Dehler,1897—1967)——二人均为自由民主党成员——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政治舞台。

  根据内部达成的一致意见,议会委员会凭借基本法制定了一个纯粹的临时性方案,即“紧急手段”(卡尔洛·施密德),它或有可能打开德国重新统一的大门而无须为此举行公投仪式。新的国家权力被严格掌握在议会手中。无论其意愿如何,联邦议会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议会制政体的中心,它不仅不会被解除政治责任,更多是要承担起这一责任。它不能像魏玛共和国国会那样被轻松解散,也不拥有自我解散的权力。联邦议会只能通过选举新一届政府才能推翻政府,任何直接民主的手段、关于进行公民公投的请求和公投都无法破坏其立法决策。毫无疑问,如果一定要说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话,那就是议会委员会严格按照其代议制民主的组织章程,有意识地制定出一部“反魏玛”宪法。这样一来,基本法就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有效保障。经过相应的补充和修订,基本法早已从“临时措施”变为具有完全效力的宪法。它为那些正在发挥作用的政治游戏制定规则,使之标准化。尽管没有直接民主参与,基本法还是充分具备了可供改变的灵活性以及在转型时期保证其延续性的规范效力。

  1949年5月23日成立的联邦德国在短短几年之内一跃成为西方阵营中拥有较大同等权利的盟友,并于1955年获得主权;而在回顾这段历史时,首先都会将之与首任联邦总理的名字康拉德·阿登纳联系起来。诚然,在此过程中,大部分对他有利的因素都超过其本人的可能影响力。首先是东西方阵营矛盾的加剧以及美国的政策向“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转变。按照这一逻辑恰恰要求西德拥有自己的防御力量,并由此构成刚刚建立的联邦德国在国际地位上的重要提升。就在一个超国家的“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因为法国提出异议而导致失败后,1954年联邦德国成为北约全权成员国并取得由1955年5月《巴黎条约》(Pariser Vertr g)确认的国家主权的道路已畅通无阻。此外,法国这个比西方阵营中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害怕德国重新崛起,而又在英美两国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同意西德重新武装的国家,却能凭借一个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消除其进退两难的矛盾局面并成为欧洲融合的推动者。1950年5月9日发布的“舒曼计划”(Schuman-Plan)与欧洲煤钢共同体一起共同孕育了今天的欧盟。同时,传统的德法对抗也开始让位于两国经济合作种种要素,并最终为德法友谊所取代。

  这些在战争结束时无人敢预言的局面并非阿登纳的杰作,但他却懂得以某种方式来对此加以利用,这使得他在西方国家获得信任,并在联邦德国开启了对自由和富裕的憧憬。事实上,几乎无可否认的是,拥有这位具备历史经验和惊人干劲的“来自莱茵河畔的长者”,对于年轻的联邦德国来说是一种幸运。尽管也有人激烈反对阿登纳融入西方政策。有的人出于和平主义和中立主义的原因拒绝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及融入西方政策;另一些人则不能理解为什么仍处于被战胜国占领和保护之下的德国人要为西方大国“火中取栗”。这两类人一致认为,融入西方政策会给德国重新统一前景蒙上阴影。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当时代人之中,还是在历史研究当中,有关阿登纳政策替代方案都被反复激烈争论。这位前科隆市长即使没被人视为乔装打扮的莱茵分裂主义者,也让不少人觉得他在民族问题上并不可靠。一部分针对阿登纳的激烈批评甚至直到两德统一之后才日渐沉寂,但也不能就此为他的政策添补上诱发1989年事件发生的连续线性因果关系。

  在阿登纳看来,与西方联合的意义不仅是出于安全政策的考虑。联合西方意味着消除曾经在德国占据优势的普鲁士(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即消除一切他深信在历史上造成灾难的因素。因此,除了要确保德国在面对苏维埃帝国日益显现的扩张及威胁企图时的安全外,对阿登纳来说,融入西方也意味着获得永远保护德国人免受其心魔——民族主义的狂妄与介于东西方之间的特殊道路——侵害的最佳机会。另外,也只有与西方联合才能够开创完善联邦德国合法地位及长期获得国际法上平等地位的前景。按照阿登纳的策略,只有在这样一个地位稳固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实现日后于与另一半德国的重新统一。但不管人们如何看待这一切,即使是阿登纳的反对者也不否认,最终他是这个民主政体值得信服的代表者。这是一个冷静、清醒的民主政体,它在放弃了激情与外在光芒的同时也舍弃了用来解释世界的意识形态。对于战后的德国人来说,他们曾经经历过、容忍过或也参与过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被煽动起的激情和表面的辉煌,直至迎来苦涩结局,毫无疑问现在才是最好的民主。

  在1933年经历过失败的德国民主主义者的这场再出发中不难看出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对于重建来说,一个很必要的历史前提是从两个方面剥夺那些想要完全巩固反西方的德国“特殊道路”的势力的权力。纳粹主义剥夺保守派精英的权力带来了自身的崩溃。只有彻底否定所有那些曾经污蔑西方民主及其多元社会理念为“非德国的”“机械的”,并且要在政治上加以驳斥的势力的合法性,对于民主主义者而言才真正扫清了前进的道路。同时这也意味着,德国第二个民主政体绝不仅仅是战胜国的一份“馈赠”甚或“许可”。尽管没有盟国占领者的预先设计,就根本无从想象联邦德国的历史,但如果没有那些始终以西方立宪国家为导向的德意志传统,那么盟军的政策也会无果而终。而即使是在占领国的高度监视下,首先也是德国人自己对过去的错误发展及未来种种宪政可能加以讨论。因此,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以及新生的西德(国家)的西方导向毫无疑问也拥有着德意志根源。

  然而,一场反西方的德国特殊道路的试验在1945年以后只在德国部分土地上终结了,这同样有着深刻的历史象征意义。如果说纳粹政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德国“特殊道路”发展到顶峰的话,那么德意志民族国家被击溃及德国的分裂则可以说是它的历史后果。以民主手段合法融入西方与另一个德国以专制手段贯彻苏联化形成的对照,使得“民主与专制”这个宏大的德意志主题在1945年之后依然暂时存在下去。

  从苏占区到民主德国

  虽然仅从表面来看,苏联占领区的新开端也是以“民主化”为导向,甚至有人可能会惊讶于这一进程要比西占区开展得更早,因为1945年夏这里就已允许重新建立政党了。但很快就证明斯大林、苏联军事管理委员会及莫斯科于1945年4月30日派往德国的“乌布利希小组”(Gruppe Ulbricht)对“民主”有着不同的理解。按照较传统的“统一战线策略”构想,并且在“反法西斯”动员的语境中,民主被认为是共产主义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两大工人政党的统一问题就很典型地反映出这一点。尽管毫无疑问,许多德国共产党及社民党党员真心实意地希望朝着一个大规模的统一工人党的方向发展。但匈牙利和奥地利的共产党人在1945年11月的自由选举中遭遇的重大失利,迫使苏联军管会和东德的德国共产党领导层迅速联合起来,否则它们也将同样在苏占区面临丧失大众影响力的巨大危险。然而,德国共产党宣传推动统一的力度有多大,社民党人对于(两党)合并的狂热消逝得就有多快。当苏占区的社民党基层党员被禁止自由表达观点时,1946年3月31日西柏林仍有超过80%的(社民党)党员反对立即与德国共产党合并,尽管大多数人仍一如既往愿意与之合作。然而,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反对合并的人因为遭遇恐吓、强制直至逮捕而噤若寒蝉。当苏占区两大工人政党在这样的一种外部压力下于1946年4月21—22日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SED),在德国东部通往共产主义专政的道路被确立了下来。

  在这样的形势下,其他政党如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德国自由民主党(Liber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LDPD)在苏占区也就没有真正民主参政的机会了,更确切来说,是在占领国领导下,在双占区及联邦德国成立的相互影响下,苏占区朝着对巩固另一半社会主义德国的方向努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苏联领导层因为社会主义导向就对德国统一丧失了基本兴趣。作为回敬伦敦六国会议而开展的“人民代表大会运动”因此也有着双重目标:一方面,它应该至少在宣传上发挥出影响全德国的作用;另一方面,考虑到正在形成中的西德,应当致力于促进东德的成立。1949年5月举行的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完成了这一过程,但在恐吓的气氛中它显然缺乏民主的合法性,仅有由统社党列出的统一清单可供选择。

  1949年10月正式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明显缺乏民主性。此外,在苏联的庇护下,统社党同样借助恐怖手段及由政治利益驱动下的司法武断来实现其全面统治的目的。曾经的纳粹集中营,如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作为“特别监狱”继续使用,而纳粹时期不少政治犯如今重新成为被迫害的政治犯。所有这一切与联邦德国的经济繁荣让不少东德人看不到任何前景,转而向西寻找个人机会。其结果是直到1961年开始建造柏林墙之际,脱离民主德国、奔向联邦德国的逃亡运动始终未曾间断。与此同时,在这个统社党国家中,不满(的情绪)不断增长。1953年的“6月17日起义”的本质是工人起义,但同时也具备了反政府的全民运动的潜力,它使抗议示威达到了顶峰。这场运动的导火线为工业领域生产标准的提高,一开始只是社会性抗议,很快就进入政治层面。然而,在这场起义成燎原之势前,就遭到了苏联军队的镇压。对于东德领导层来说,“6月17日”是一次打击,因此只能宣称起义是一场由西方间谍操纵的“法西斯”行为才能令人接受。相反在联邦德国,“6月17日”却成为象征东德人民渴望自由与统一的“德国统一日”,当然,对这一处理背后的对(东)德政策的时机问题的争议性讨论日益增多。

  民主的缺乏和“6月17日”事件并未能掩饰东德在50年代的稳定局面。在大批信仰坚定、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党员——当然也有不少投机分子——的支持下,统社党成功使得国家和行政、经济和社会、司法和教育服务于自己的统治目的。尽管许多西德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民主德国的确建立起了一套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规则,这一点根本无法继续被忽视。因此德国重新统一的前景在整个50年代期间都变得渺茫,尽管也有人满怀热情地讨论过,例如有关1952年年初“斯大林照会”(Stalin-Noten)的讨论。事实上伴随着东西方阵营对立格局的形成,德国内部的界线也被固定下来,然而由于联邦德国对这一边界完全不承认导致了原本只是嘴上说说的政策停滞不前变成了现实。直到60年代初,当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核对峙出现缓和迹象,德国政策活动空间才重新有所拓宽。

  回顾德国民族主义与纳粹政权所犯下的深重罪孽,总的来说是耸人听闻的: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德国人让整个欧洲都充斥着暴力与种族灭绝。但现在他们不得不承担这一后果,对东部地区及民主德国的民众来说尤其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在50年代中期清楚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特殊道路”走向灭亡。德国人为其倒行逆施付出了历史的代价:一面是丧失东部领土,一面是长期的国家分裂。

  本文摘录自《二十世纪德国史》,[德]安德烈亚斯·维尔申著,张杨、王琼颖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责任编辑:钱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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