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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秤:半斤八两2000年
发布时间:2019年01月16日 11:45:53  来源: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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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杆秤:半斤八两2000年

  2500年前,我国已有“度量衡”的描述。一斤十六两的秦朝衡制,沿用了2000年。

       

      北魏敦煌壁画中,有一幅完整的等臂秤,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等臂秤图。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秦权。

  

  称物而知轻重 战国衡器杠杆原理造

  “权,秤锤也。所以称物而知轻重者也。”这是宋代理学家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对衡器的评价。

  成书距今约2500年的《论语》《礼记》等,都已对“度量衡”有了描述。《礼记·杂记下》中说:“纳币一束,束五两,两五寻”;《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有“币锦二两”“百两一布”的记载。

  《汉书律历志》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以中等颗粒的黑黍粒,以十黍为累,十累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也就是说,当初确定“两”是以北方所产黑色黍谷等粒度的100粒重为一铢,2400粒为一两。

  2400多年前,古代思想家墨子的《墨经》中,就有关于力、力系的平衡和杠杆、斜面等简单机械的论述,“衡,加重于其一旁,必垂。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这段话是关于衡器原理的最早论述,比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要早200余年。

  安徽寿县出土的“王”铜衡,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不等臂秤铜衡。两件铜衡形制相同,体扁长,衡干背都刻一“王”字。杆中部上方有拱形突起,中有孔,系拴提绳的鼻纽。铜衡杆的长度相当于战国时的一尺。两件衡杆正面均刻线,一件刻十等分,每等分一寸;一件中间二寸有寸刻线,其余每半寸刻一线。两件衡杆都以刻线来计算称锤到提点的长度(力臂)和被称物品到提点的长度(重臂),然后计算物品的重量,这是比较准确的衡器。专家认为,寿春(今安徽寿县)是战国晚期楚国的都城,在寿春故城内出土的刻有“王”字的铜衡,很可能是楚迁都寿春城后王宫使用的遗物。

  长沙左家公山出土的战国秤,则是中国考古发掘的最早的秤。它出自1954年出土的战国晚期楚墓。考古学家在墓中发现一个竹制容器,容器内装有天秤、砝码等。天秤保存很完整,木杆长27厘米,中间置丝线提纽,两端各系一铜盘。砝码大小共九个,分别为当时的一株、两株、三株、六株、十二株、一两、二两、四两和八两。湖南省文物考古所的吴铭生认为,天称和砝码制作非常规范,这是当时称量黄金货币的衡器。

  衡器在战国时期已经普遍使用。但量值不统一,单位的大小和名称也不一致,当时的重量单位包括镒、釿、寽、钧、石等。

  统一度量衡 诏书版秦权通行全国

  秦权,是秦朝为统一全国衡制而由官府颁发的标准衡器。

  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秦始皇按秦国制度统一全国度量衡。公元前221年,颁布统一度量衡诏书,凡制造度量衡器,都得刻上这个四十字的诏书。”这“四十字诏书”,就是“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文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歉疑者,皆明一之”。

  加刻诏书版秦权,在陕西咸阳、西安、临潼、宝鸡,甘肃秦安,山东文登,江苏盱眙,山西左云,河北围场,内蒙古赤峰和敖汉旗,都曾有出土。秦权大小不一,大多为铜质,少数为铁质,偶为陶质,形如后世秤锤,有的作瓜棱形。1973年5月在山东文登县出土一件铜诏铁权,底径24.7厘米、高20.5厘米,重32.5公斤,半球形,平底,顶部为半环形纽,权的侧面嵌铜诏版,诏版为长方形,上面阴刻有秦始皇诏书文字,竖行,九行,计四十字,这件秦铁权是目前所知最重的权。据推算,其重量是秦制的120斤,恰是秦制1石的重量。

  秦朝规定每年八月为检定度量衡器具的时间,因为这时温度比较稳定,有利于保证检定准确度。甘肃省博物馆陈列的一件秦铜诏铁权,权重31.643克,形作馒头状,底部有因重量不足而添加的金属。专家认为,这可能是检定衡器时添加的。

  秦朝之后,我国衡器不断演变和发展,有铁、铜、瓷、石、木等质地,形状则有方形、馒头形、梯形、圆形、环形、长方形等。

  汉代的度量衡制基本沿袭秦朝,同时设专门的官员掌管。据《汉书》载:“衡者……,职在行、鸿胪掌之。”意思是说,掌管衡器的职能在鸿胪(鸿胪是主掌接待宾客之事的国家部门,汉景帝时名叫大行令,武帝时改称大鸿胪)。

  南北朝时期各小朝廷衡器制度有变制的,有依古制的。南朝的齐以古秤一斤八两为一斤,陈则依古制。

  隋朝恢复古制。唐初对衡重实行双重标准,一种仍依古制,另一种虽然也是以黍记重,累百黍为铢,二十四铢为一两,但是却规定以三两为一大两,十六大两为一斤。

  宋衡制基本按照唐旧制。据《宋史律历志》载:大祖“建隆元年八月,诏有司按前代旧式做新权衡以颁天下,禁止私造。”

  元衡制一度相当混乱。据《三通考辑要》载:“元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上策论同制度,略曰‘方今数已宣天下,历已职于太史,乐已总于太常,声已协于协律,其所以稍有未定、虽定而未齐一者,度量衡而已矣。臣居山东,今见山东数郡,或隔一镇或间一河,其度之长短、量之多少、衡之轻重已皆不相同矣。’”忽必烈的继承者元成宗铁穆耳对此改革,在安徽望江县博物馆就收藏有元成宗青铜权,这件青铜权高9.5厘米、宽4.8厘米,重950克,主体为阶梯式,逐层缩小,上窄下宽,顶部为桥形方环纽。

  明清两朝对衡器也非常重视。明太祖洪武元年命在京兵马指挥司并管市司,每三日一校街市之秤。明武宗正德元年议准工部宝源局,如法制造铜砝码三十二副,每副大小二十个,俱凿“正德元年宝源局造”字款。清代整理衡制的计划到康熙年间才完成,清代衡器分砝码、秤杆和戥秤三种,用于征税等的权衡标准叫库平。权的材质有黄铜、红铜、锌、铅、生铁、熟铁等。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清政府议定的衡器有:库天平、商用天平、杆秤、戥秤、磅秤。当时议定各秤的使用期限为:官用秤二年一换,商用秤十年一换。但由于国政废弛,财政困难,直至清亡也未实行。

  斤两16进位 延续2000年

  秦朝衡制规定:1石=4钧,1钧=30斤,1斤=16两。

  有一个民间传说,丞相李斯想不出到底要把多少两定为一斤才比较好,于是向秦始皇请示。秦始皇写下了四个字的批示:“天下公平”,算是给出了制定的标准。李斯按照北斗七星、南斗六星、福禄寿三星组成十六两的秤星,由此产生了十六进制、十六两一斤的杆秤。十六两一斤的杆秤中,定盘星表示天理良心的定位,买卖要公平,是交易的起点,其他各星定不可移。这是在告诫人们,做买卖不能缺斤少两,即使短一两二两也不可,因为短一两无福,少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

  秦之后的2000多年,尽管各朝代“斤”的重量有变化,但十六两成“斤”的十六进制的杆秤却一直没变。期间,宋徽宗时期,李照发明乐秤,“以一合之水重一两,一升之水重一升(斤),一斗之水重一秤(十斤)”,但这项十进制的衡制创新并未得到推广。

  直到民国时期,1929年度量衡法诞生,开始推广十两一斤的十进制,但是比较混乱。

  1959年,新中国发布《关于统一我国计量制度的命令》,对市秤确定为每斤10两、每两10钱。但在一些特殊行业如中药房称量药剂时,仍沿用16两制,直至1977年才改用克。

  1990年底,我国秤制在《计量法》出台后,彻底废止十六两杆秤。

  斤两十六进位制,催生了我国特有的斤秤文化,比如人们熟悉的成语“半斤八两”。

  16两1斤的杆秤,与珠算的十进位不和谐,计算斤两不便。古代两者之间的珠算斤两法换算歌诀不少,如《衡法斤称诀》《留斤歌法》《两求斤歌法》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元朝数学家朱世杰1299年刊印的《算学启蒙》,朱世杰有“中世纪世界最伟大的数学家”之誉,《算学启蒙》一书从一位数乘法开始,一直讲到当时的最新数学成果:四元高次多项式方程,以及消元求解的方法。该书就列出了16进制的“斤价求两价”换算歌诀。

  后来,明清将这些歌诀归总到《截两为斤歌》,作为老账房先生的必背歌诀。第一句就是“一退六二五”,也称“一推六二五”。“一推六二五”尽管是珠算口诀,但人们根据打算盘的手法和口彩衍生出新的意蕴,以此形容当事人逃避责任,惟妙惟肖:“退”也,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推也,嫁祸他人,作替罪之羊。

  斤秤文化已经深入人们心中。人们称量时,秤砣和秤杆一定要合在一起使用,正如民谚所云“秤不离砣,公不离婆”。古人视杆秤为公平、公正的象征,如“权衡得失”“权衡利弊”“权衡轻重”等;古时衙门的房梁上会悬挂一个大秤砣(权),一方面象征国家法律的权威,另一方面提醒官员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要掌握轻重,要体现权衡的公正。(张军)  

责任编辑:董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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