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驻地房间里，61岁的杨鸿生委员一边看着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一边慢慢地在笔记本电脑上敲字。

“有人让我把刚才小组讨论上的发言浓缩提炼成200字，200字能说个啥呀！”他一边嘟哝着，一边缓慢地敲键盘。

待他完成任务，关闭文档，记者注意到，他的电脑桌面已被文档图标挤得满满当当。

“我还是习惯手写，写完了再敲到电脑里，忙得晕头转向。”他一边翻找提案，一边和记者唠。他讲得很慢，一边讲，一边等记者记录。示意记录完毕，他才接着往下讲。

上一次采访杨鸿生委员，是在2016年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近两个小时的面对面采访后，记者第二天将写好的稿子传给他把关，没多久接到了他的电话。

“稿子我仔细看了，其中几个地方和我想表达的意思有出入，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要不我们再见面聊聊？”电话中的语气急切而诚恳。再次见面补充采访，再三核实稿件的表述后，他才满意地点了头。

两年后的两会，再次谋面，再次领教了他的较真性格。

“这句话放到后面更顺畅，这里还是想个更准确的词，这块我想想怎么表达更好……”他细心地核对和完善。他身边堆放的提案初稿上，标注了很多修改的地方。

“可以把准备好的提案给我一个吗？”记者问。

“我还要修改完善。定稿后第一时间传给你。”他答。

“您太较真了！”

“没办法，习惯了，改不了啦！”他笑答。

记者 程三娟